来的时候,他最担心的就是人际关系。在美国待了二十年,已经习惯了那种“各管各”的工作方式。同事之间礼貌、客气、保持距离。他怕回国之后,会不适应这种人情社会。结果发现,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韩主任,主动请他吃饭。“李教授,你在美国待了那么久,肯定吃腻了西餐。我带你去吃正宗的粤菜。”一顿饭吃了三个小时,韩主任给他讲三博的历史,讲南都的习俗。末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有什么不懂的,直接问我,别客气。”徐志良,每次见了他都特别热情。虽然说话费劲,“李.............李教授,您......您有......有空没?我…………………………我带您…………………………去转转。”宋子墨是个话不多的人。但每次碰见,都会问一句:“李教授,还习惯吗?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一次他随口说办公室的椅子坐着不舒服,第二天,一把椅子就放在他办公室里了。他不知道宋子墨是怎么知道的,也不知道椅子是谁买的,只知道那天他在走廊里碰见宋子墨,对方冲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金博士,脊柱外科的带头人,平时看着严肃,其实特别细心。有一次开会,李泽会随口说自己喜欢吃辣。第二天,金博士就让人送来一罐自己家做的辣椒酱。“我老婆做的,你尝尝,不够再跟我说。”还有那些年轻医生、护士、行政人员,每一个人见了他,都笑着打招呼。“李教授好!”李教授辛苦了!”“李教授有什么事就喊我们!”这种氛围,他在美国从来没有感受过。美国是好,但那是冷的好。每个人都专业,每个人都高效,但每个人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下班之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同事之间聚餐,一年可能一次。在这儿,不是这样。有一次他半夜做完手术,累得不行,想去便利店买点吃的。走到门口,碰见几个实习生。他们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热情地围上来:“李教授,您还没吃饭?我们也饿了,一起吧!”那天晚上,他坐在便利店的塑料凳子上,跟几个二十出头的孩子一起吃泡面,喝啤酒,聊天。他们问他美国的事,他问他们老家的事。聊到凌晨两点,几个人勾肩搭背地走回医院。那一刻他忽然想起一个词:归属感。在美国二十年,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渐渐地,他融入了。他开始知道哪个窗口打饭不用排队,哪个电梯人少,哪个茶水间的咖啡最好喝。他开始听得懂同事们的玩笑,开始知道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不对付。他开始在走廊里跟人打招呼不用想名字,开始在下班后约人喝酒不用找借口。他开始习惯这种生活了。有一次,他在手术室碰见杨平。杨平问:“怎么样,还习惯吗?”他说:“挺好的。”杨平笑道:“不是挺好的吧,是比想象的好?”他也笑了:“是,比想象的好。”杨平说:“我就知道。”那天晚上,他又想起夏院长那句话:“你们只管把心思用在业务上,其他的,我来操心。”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夏院长一个人的承诺,这是整个医院,整个环境,整个国家给他的承诺。因为他需要的东西,都有人帮他想到。他想做的事,都有人支持他做。他的家人,有人替他照顾。他的生活,有人替他操心。他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当一个好医生。就这么简单。现在,他的团队从最初的5个人,扩大到了20多人。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欧洲回来的,也有国内培养的。年轻人干劲十足,经常主动加班。他带的第一个学生,是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父母双亡。那孩子聪明,刻苦、有天赋,默默工作。李泽会通过跟这个学生交流,十分震撼,因为这个孩子可以说是孤儿,是政府养大的,让他接受教育,上医科大学也是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而且大学期间,学校给了他很多勤工俭学的机会挣钱。要是在美国,这种孩子早就流落街头,怎么可能上大学,还是医学院,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就像李泽会这种家境算是不错的,也被医学院的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毕业后还了很多年才算还完,后来他了解这个孩子上医学的贷款其实也不多,比起他美国的贷款零头都算不上,毕业后他用一两年时间可以轻松还清。后来很多事让他更加理解中国和美国的差异。便利的公共交通,走到哪里都有手机信号,很多事情手机上可以办,买东西可以送到门口,晚上放心出去散步吃宵夜………………以前他总认为中国人生活在信息茧房,现在他发现,其实美国人才生活在信息茧房,还自己以为多么自由民主。跟这个孩子的沟通,第一次让他感受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让他更加坚定留下来。现在他知道,最大的舞台,其实在这儿。不是因为这个舞台有多华丽,而是因为站在这舞台上,他是主角。不是配角,不是客串,不是“特邀嘉宾”。是主人。身后有支持他的人,身边有并肩的人,手边有足够的资源,心里有踏实的感觉。那天晚上,他给杨平发了一条微信:教授,谢谢您当初劝我回来。杨平回得很快:是你自己想通的。他看着那条消息,笑了笑。是啊,自己想通的。但要不是亲眼看见杨平站在台上,被那么多人真心实意地尊敬和爱戴;要不是亲眼看见夏院长怎么操心他的房子、孩子、父母;要不是亲身感受到整个医院的人都在帮他,关心他,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可能到现在还想不通。窗外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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