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港的货轮，船舱里堆满即将运往菲律宾的奎宁粉、钢犁与印着哈布斯堡徽记的棉布。而甲板之下，三百名太平天国女营幸存者正蜷缩在通风不良的底舱，每人手腕系着一条靛蓝布带——那是她们在天京女馆最后的日子，被杨秀清亲信用染血的布条捆缚审讯时留下的印记。如今，这印记被奥地利医生用草药浸泡七日，褪成浅灰，却依旧顽固盘踞在皮肤上，如同命运无法擦除的烙印。弗兰茨忽然笑了。不是讽刺，不是得意，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了然。“范妮，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总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吗？”她茫然摇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指尖轻点炭火，灼热气流扭曲了空气，“在维也纳，我们种一棵树，只需十个月——用高压蒸汽催根，用电解液育苗，用真空包装运输。而树人……”他目光扫过两位女士，“我们不用百年。我们只要三年。三年后，当达沃谷地的稻穗第一次沉甸甸垂向大地，当棉兰老的矿井第一次喷出黑金般的原油，当那些太平军妇孺的孩子用德语唱起《哈布斯堡颂》……”炭火彻底熄灭，只余一缕青烟袅袅上升。“那时，她们手腕上的灰痕，就不再是耻辱的烙印。”弗兰茨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却重逾千钧，“而是奥地利帝国，给整个南洋，盖下的第一枚主权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