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秀英打电话来，说母亲让建国开车去追她，没追上，回来发了顿脾气，骂秀兰不懂事。
秀兰说：“不懂事就不懂事吧。”
秀英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年可能也不回去了。”
秀兰没说话。
秀英说：“我想通了，孝顺这两个字，得父母配得上。她不配。”
秀兰还是没说话。挂了电话，她站在大棚里，看着满棚的草莓。外面下雪了，雪花从塑料布的缝隙飘进来，落在草莓叶子上。
正月初五，秀兰接到建国的电话。弟弟在电话里说：“姐，妈病了，住院了。”
秀兰问：“什么病？”
建国说：“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说是气的，被你气的。”
秀兰说：“被我气的？”
建国说：“你大过年走了，村里人都看着，妈脸上挂不住。”
秀兰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建国说：“回来看看，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
秀兰说：“我道什么歉？我过敏，不能吃荠菜，这事你不知道？”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姐，你就不能让着妈点？她都多大岁数了？”
秀兰说：“我让了十五年。”
挂了电话，秀兰站在大棚里，看着草莓。草莓红了，该摘了。她蹲下来，开始摘草莓，一个一个放进筐里。摘完一垄，又摘一垄。摘到天黑，腰直不起来。她坐在田埂上，看着大棚外面，雪还在下。
正月十五，秀英来大棚看她，带了汤圆。姐妹俩在棚里煮汤圆吃，秀英说：“妈出院了，没什么大事。”
秀兰点点头。
秀英说：“建国又换了辆车，五十多万。”
秀兰说：“哦。”
秀英说：“妈跟村里人说，建国有出息，一年挣不少钱。”
秀兰说：“哦。”
秀英说：“妈还说你，说不孝顺，过年都不过完就走。”
秀兰说：“哦。”
秀英看着她，叹了口气：“你真不打算回去了？”
秀兰想了想，说：“不知道。”
春天过去，夏天过去，秋天又来了。秀兰的大棚扩大了一倍，贷款还完了，雇了两个人帮忙。她买了辆小货车，自己开车送货。偶尔回村，但不去母亲那，只去姐姐家。
秀英离婚了，搬回村里住，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她每周去看母亲一次，送点菜，送点药。母亲每次都问秀兰怎么不来，秀英说忙。母亲说忙什么忙，就是记恨我。
秀英不接话。
十月的一天，秀兰接到秀英的电话，说母亲病重，让回去。
秀兰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建国站在床边，眼睛红红的，看见秀兰进来，没说话。秀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握着母亲的手。
秀兰走过去，站在床边。母亲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她没见过的神情。母亲的手动了动，像是想抬起来，又抬不动。秀兰伸出手，握住那只手。
母亲的手很瘦，皮包着骨头，凉凉的。秀兰想起小时候，这双手给她梳过头，扎过辫子。后来这双手只给建国梳头，给建国的儿子梳头，不再给她梳了。
母亲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声音。秀兰凑近了听，听见母亲说：“素……饺……子……”
秀兰愣了一下，抬头看秀英。秀英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母亲又说：“……剩……的……”
秀兰听清了。母亲说的是那年除夕的素饺子，剩皮剩馅包的。
秀兰说：“妈，没事，我不在意。”
母亲看着她，眼睛里慢慢流出泪来，顺着皱纹流下去，流进耳朵里。秀兰用手去擦，擦不完。母亲的手在她手里攥紧，又松开。
夜里十一点，母亲走了。
办丧事的时候，建国做主，请了十几桌，花圈摆了一条街。秀兰没说话，出钱，出力，磕头。村里人看着，说这闺女还行，不记仇。
秀兰听了，没说话。
丧事办完，姐弟三人坐在老屋里，商量遗产。老屋不值钱，存款有八万，建国说平分。秀英说行。秀兰说行。
建国问：“妈的东西呢？衣服什么的？”
秀英说：“烧了吧，没人穿。”
秀兰站起来，走进母亲的卧室。床上还铺着母亲睡过的褥子，枕头边放着老花镜，眼镜腿上缠着胶布。秀兰拿起眼镜，戴上试了试，什么也看不清。她摘下眼镜，放回枕头边。
床头柜上有个铁盒子，锈迹斑斑的。秀兰打开，里面是一沓信，信封都旧了，发黄。她抽出一封，是她的字迹，十几年前寄回家的信，母亲留着。她又抽出一封，还是她的。再抽一封，秀英的。翻到底下，建国的信只有两封，剩下的全是汇款单，秀兰寄的，一张一张叠着，用皮筋捆着。
秀兰把信放回去，盖上盒子。她站起来，走到堂屋，建国和秀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