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离开长安那天,蔡琰站在高处,望着那道渐渐远去的车驾,站了很久。她没有送出门去,太子出征,母亲送到门口,不像话。但她的目光,一直追着那道车驾,直到它消失在长安城东门的官道上。刘辩站在她身后,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揽住她的肩,蔡琰靠在他身上,轻轻叹了口气。“又不是不回来了。”刘辩说。蔡琰没有接话,她知道刘锦必须去。褒斜道工程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这时候离开,前面所有的苦功都白费了。就算是为了镀金,也不能表现得太过分。太子在那里待了四年,哪怕什么都没有做,那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更何况,太子府的属官深度参与了工程,从规划到施工,从钱粮到人力,都是太子府的人在盯着,这功劳谁也抢不走。太子的确不需要什么功劳。他的位置十分稳固,不需要功绩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也不需要功绩来提高上限。太子的位置已经做到头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天子驾崩,等待自己登基。但是,有了功劳的太子,总归是不一样的。它会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对太子的认知,告诉所有人,太子是能干成大事的。告诉所有人,这个帝国交到他手里,不会出问题。这种信任,不是靠身份就能得到的,得靠一件一件的事,一点一点地攒。刘辩看着蔡琰,忽然开口:“朕当年也是这样。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一年到头在宫里的日子,一只手数得过来。”蔡琰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握住了他的手。刘锦走后,长安城的气氛,又变了。太子在走亲访友的过程中,透漏出不少信息。他去了太傅府,去了几位老臣的府上,去了他母后指定的几户人家。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太子入场了。太子府要开展思想教育活动,要自查自纠,要跟上朝廷的步伐。这个消息,比任何朝堂上的诏令都更有分量。太子府是最后一片净土。天子护着,皇后盯着,谁也不敢动。现在,太子自己动手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场风暴不会因为太子的反对而停止,意味着连太子都不得不低头,意味着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当然,没有人认为可以扳倒太子。那是天子的长子,是皇后的嫡子,是立了快五年的储君。天子的态度摆在那里,刚刚亲自去太子府走了一圈,牵着太子的儿子的手,从太子府的中门走进去。那是给太子撑腰,是告诉所有人,太子还是太子,稳稳的。但是,太子府也开始不安稳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那些太子府的属官,那些以为可以永远安稳的人,那些以为太子可以护他们一辈子的人,现在也开始战战兢兢了。而这场风暴还在蔓延,蔓延到了教学系统。朝堂上,刘辩端坐御座,目光扫过殿内群臣。但现在,不一样了。当朝廷关注过来的时候,最好祈祷自己没有抨击朝政。太学里,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博士,那些在课堂上指点江山的讲师,那些私下里议论朝政的学生,都开始收敛了。有人开始翻自己过去的讲义,把那些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删掉;有人开始回忆自己说过的话,把那些可能犯忌讳的观点藏起来;有人开始写检讨,写认识,写自己是如何深刻反省的。学生不会受到影响。天子亲口说过,学生年幼无知,重在教育引导。但是老师就不一样了。老师是成年人,是朝廷的官吏,是拿着朝廷的俸禄在教书育人。如果老师的言论都有问题,那教出来的学生,能没问题吗?御史台派人去太学逮捕太学校长管宁的那天,是一个阴天。管宁是当代大儒,郑玄的弟子,学问好,人品也好。他在太学当校长这些年,不争不抢,不党不群,只是一心教书育人。谁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也许是他过去的某篇文章,也许是他课堂上的某句话,也许是他私下里的某个观点。总之,御史台的人来了,带着逮捕令,要把他带走。太学生们炸了。他们堵在校门口,不让御史台的人出去。黑压压一片,几百个学生,把校门堵得水泄不通。有人喊:“管校长是好人!”有人喊:“你们凭什么抓人?”有人喊:“要抓就抓我们!”御史台的人出示逮捕令,说这是朝廷的命令,是依法办事。学生们不听。他们堵在那里,不让路,不退后,不妥协,双方对峙了整整一个时辰。御史台的人只有十几个,面对几百个情绪激动的学生,硬闯是不可能的。动手更不可能——这些学生,都是太学的精英,是朝廷的未来。伤了任何一个,都交代不了。最后,御史台的人放弃了逮捕管宁,先离开太学,人群这才散开。事后,太学校长管宁亲自前往御史台自首。他说,学生年幼无知,是受了我的蛊惑,我愿意接受朝廷的一切惩处,请放过那些学生。这件事才没有闹起更大的风波。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朝堂下,贾诩的目光扫过殿内群臣。殿内鸦雀有声,有没人敢说话。太子的事,御史台的事,太学生的事,我们都听说了。但天子是提,我们也是敢提。现在,天子提了。“听说没人围堵朝廷官吏?”贾诩的声音很激烈,像是在问一件异常的事。但有没人认为那是疑问句。天子什么都知道了。殿内更安静了,有没人敢接话。贾诩等了几息,见有没人开口,便继续道:“都还没是成人了,是是大孩子年幼有知。那教育是怎么搞得?怎么会搞出那么小的问题?依靠朝廷的供养,却还对抗朝廷的国法纲纪。那样上去,如何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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