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内部对弗里德曼的到来,也十分尴尬。因为在余切没有来之前,双方之间的学术争论并不是站在一个公平的位置上,弗里德曼有诸多徒子徒孙,又是学术大牛,其他挑战者自动被打上弱者标记,被疯狂点菜,任何不同的观点,都要被弗里德曼批评指正一番。你说你不愿被“指正”,但人家有诺奖,往来都是各国高层,人家的学生都是诺奖获得者——你凭什么不接受指正呢?在余切拜访他的恩师胡岱光时,胡岱光就提到了这种尴尬:“以前引入《西方经济学》时,真没想到有天弗里德曼居然会来到这里,更没想到我的学生能拿到诺贝尔奖。”“胡老师,我是文学奖,不是经济学奖。”胡岱光笑道:“如果中国还有人能接近这个奖项,可能就是你了。因为你,我们已经搞清楚诺奖是如何竞选的,全中国没有人比你更靠近它。”《计划体制》这本书是年后写出的,已经过了90年的诺奖评选季,但科尔奈和余切都被邀请参加诺贝尔经济学会议,这代表在那群顶层的经济学家眼中,这部作品是够资格被评选的。大概下一年,余切就会真正进入到候选人当中。胡岱光又说:“而且,现在文学奖和经济学奖之间变得模糊化了,我看最近这几年的获奖者......那些文学小说总在描述个人之于社会的脆弱性,尤其是你的小说;而经济学著作,抛开那些数学部分,却写的像一部考证后的通俗小说一样。”的确如此。《计划体制》之所以能如此出名,和它出众的可读性有很大关系,多年籍籍无名的科尔奈是凭借余切的流量才起飞的。西方普罗大众第一次认识了科尔奈这个人。“胡老师你希望我怎么做?”余切问。胡岱光谨慎的说,“我自己知道我的水平不够,如今已经没有资格再对你建议什么了!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过的好。经济是门经世治国的学问,可能你要更长的时间才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你现在计量学的如何了?”“登堂入室了。”“谁说的?口气真大!”“杨振宁。”“那就好!”胡岱光灰色的眼睛流露出喜意,之后他就不再提弗里德曼的事情。弗里德曼这边却未消停,他要求迅速推进经济自由化,并且携带了一大批西方记者对他进行报道。弗里德曼夫妇在首都留下合影,大肆炒作,将自己描述为那种进入了某个原始国家,捍卫原教旨主义的斗士,这种主动把学术争论扩大化的举动让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词。比如,在《时代》杂志的周刊上,弗里德曼大谈特谈“新价值观”,他公布了自己和朋友之间的信件,“我认为中国人邀请我来,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的奇闻!”有人向他询问,如果市场发生通胀如何处理?弗里德曼说:“政府本身就是通胀的根源,通胀只能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而且是纯粹私人市场才能治愈。”这些话显得过于绝对了,就连相对媚外的九十年代初,众多学生也感觉很不得劲,批判多于赞扬。一个学生提问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完全自由化的经济反而催生了德国的分裂,引发了物价的大飞跃!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美国的体系?这是一种受到贪婪驱使的体系,受到贪婪驱使是一种好的想法吗?”弗里德曼把头歪到一边,咧嘴一笑:“告诉我,你知道有没有不靠贪婪运作的社会?你认为东德人不贪婪吗?如果你想让大众知道哪里最糟糕,那就是那些偏离自由市场原则的社会。’“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既不计划,又不自由,主要是他们还不够自由。”紧接着,弗里德曼把宝贵的讲座机会,用于传播自由市场福音,来听取他讲座的人一次比一次少。另一个经济学家托宾开始忍无可忍:“弗里德曼先生,中国人之所以邀请我们来,是为了从我们这里找到一些真知灼见,但你总在谈论学术之外的事情,你又明知道这一切不可能发生,你到底在做什么呢?”弗里德曼转身道:“这就是我生存的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那个人,我和凯恩斯站在一起。而你只是凯恩斯的拥护者——虽然都是诺奖获得者,但我们天差地别!我们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学术上,而在于如何塑造自己的威望。”结果,他的行为引来了余切的关注。十月中旬,就在余切又一次拜访胡岱光时,他遇见了历一宁。在过去几年,燕大的中青年学者开始上位,在国内的学术舞台上绽放光芒......余切固然是燕大的一面旗帜,但历一宁在过去也站稳了脚跟。“老历,别来无恙?”“还别来无恙!文绉绉的!”历一宁无奈道,“弗里德曼马上要来燕大开讲座,这叫打上门来,你让我怎么别来无恙?”余切好奇了。“你主张把国营资本股份化,你应该部分同意弗里德曼的想法,和他相谈甚欢,我怎么看你并不开心?”历一宁生怕和弗里德曼沾上关系,他四下张望,小声道:“你可别胡说!你听过弗里德曼的话吗?我和他是绝对不沾边的!余老师,你莫要害我啊!”“弗里德曼说了什么?”历一宁摇头:“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无时无刻不在兜售他的方案——他就像是在传教一样,我觉得他已走火入魔了!”“我怎么了?”“我录电视节目,带记者来访问,故意说挑衅十足的话,只要听众稍微一客气一点,我就在美国报纸下说我的观点受到了内地极小欢迎......但事实明明是是那样。”余切听罢,当场笑出了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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