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正在关注弗里德曼的中国行。出于学术交流的目的,内地在这一时期常常邀请西方经济学家来华访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能理解这样一个国度的复杂,辽阔、底蕴、不同的文化,开放和保守并存………………如美国人舒尔茨。“我拒绝把西方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的印象强加给中国的小农经济。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传统农业”范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做最适度应用的一群人。”或是匈牙利人科尔奈,当他八十年代来中国时,他说“我希望《短缺经济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到中国人,因为这里的大城市和东欧有相似之处,但我不建议他们学习东欧的方式;十年后,科尔奈又一次来中国,他惊讶的发现短缺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中国的大城市开始出现一些生产过剩的情况。他又诚实的说,“《短缺经济学》已经在这里没有了用武之地,这里发展的比我想象中快得多。”但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专注于学术。弗里德曼是那种让人感到棘手的人,他和余切相似的地方在于,他曾经也是“预言家”。弗里德曼在1967年就预言通胀和就业率不成比例,凯恩斯主义者越是以工代赈,就越会使得市场萎靡,而后欧美很快迎来了经济停滞失业增加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时期。弗里德曼的预言对了,他于是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趁热打铁,和他的妻子罗丝发表了著作《自由选择》,这个著作被改编为PBS电视台总共十集的电视连续座谈片。弗里德曼频繁参加采访,频繁发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观点,他的名气像坐火箭一样上升,他很快成为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成为自由市场的代名词。一份报告打到了桌面上,上面写了弗里德曼来华后的所作所为......他很少谈论经济问题,而是不断的传教,这让决策者感到很尴尬。“这个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家吗?”“是的。”“那他为什么像一个电影明星?又带了记者,又不停的写文章披露他的经历?我们好好的招待他,可他总是胡说八道!而且有一些谈话难道不应该保密吗?这是学者的操守啊!”“是应该有操守,但这个外国学者就是这么做事情的。”为了说明弗里德曼何许人也,秘书简单描述了一下他在西方学界的地位:在还活着的人当中,弗里德曼是数一数二的。几位领导皱了皱眉头,也不好再说什么。其实一些报告让他们感到窝火,比如弗里德曼和国内经济学者交谈时,但凡碰到不一样的意见,他就在美国媒体上宣布“这是出于缺乏创造力的政治正确”,但别人不是那么想的。又比如,其他人好奇这个弗里德曼的话,纷纷看向他。弗里德曼描述为“从麦克风和水壶之间的缝隙处偷看”,这种主观臆测已经相当有恶意了,但国内也确实没几个人能站出来否定他。唉,请人来搞学术交流,被教训也没办法。下一份报告就变成了科院的选举。其中,数学和物理学部推选了余切上去,这个消息算是逗乐了大家,很快得到了批示。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杨振宁)教授提名余(切)教为科学院院士,考虑到日本等国对余先生的聘请,因此在此申请特例,能否就余教授入选科学院给出确切答复......我们的想法是,暂且把余教授放在“数学”这一相近上级学科下,等到将来学部扩大学科范围,再顺势调整余教授的职称。报告还写的很直白哩!余教授是必须选上去的,他不选上去的后果更大。教育界,学术界,甚至是千千万普通国人,要感到震惊甚至不满意,因此这一职称的评定势在必行。“自社科院从科学院分离出来后,此后没有增选过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科学院进行院士制改革后,更使得社科院远远落后于国际趋势。77年以后,我国在人文社科领域再也没有出现过“院士’。”“但新中国第一个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怎么能不是院士?放眼全球,在日本、美国等国家都设有‘文科院士’,例如美国的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日本的学士院等等。”“可为了余教授专门进行社院院士制改革,似乎又操之过急,哪有只有一个院士的社科院?需得进行全国选拔,至少选出数十位才可,那就是一个大工程了!综上所述,余教授暂时挂靠在科学院下较为妥当,可否?”报告很快拿到了一个大大的肯定。十月末,学部报选的情况下来了。不出所料,余切的评审通过,但他的“数学”改成了“数学经济”,多了两个字。这下没那么荒唐了。数学下面是不是应该有数学经济?国际上没有这种划分方法,但至少比那个数学院士好得多。此外,还建议余切在社科院内担当副院长一职,如此他也算半个“两院院士”,而且应当是最年轻的院士。经由全体投票通过后,决定最早于明年公布,余切未满三十,恐怕这是个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记录。据余切所知,哪怕是上一辈子,国内最年轻的院士应当是38岁,他大大的超越了这一成就。是否会导致未来的学界开始出现低于“38岁”的院士?这是不好说的。毕竟在然没我那个例子在后面。前世一群妖孽频出,七十来岁的教授真是稀奇了,但是连七十岁评院士的都有没(这个八十四评下去的,也是断层的超越其我人)。教授和院士之间仿佛没天堑,是要说社科院搞院士制了,就连本来的两院院士,也没收缩的风险,萝卜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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