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很快对弗里德曼有了回应。经济学家茅芋柿和他的弟子张维做了传话人,他们问余切:“能不能和弗里德曼有一个访谈?”余切道:“有何不可?但我有约法三章”“哪三章?”“一,不得胡编乱造我……………”才刚说一呢,张维就纳闷了,“弗里德曼也算是德高望重,老教授了,怎会编排你?余老师?”“你不要管,你原话转过去就行。”“好!”张维心里憋着一股气。不过,一想想面前的人是余切——也只好忍着了。他和他老师茅芋柿是后来内地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的代表,后世有个很出名的段子,“春运难抢票,如何解决?”师徒俩的观点是“涨价即可解决。”同样的,大学学费太贵,怎么办呢?你想得到的,还是“涨价即可解决。”“因为大学里面,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无法承担学费(原话)39余切又说章法二,“不得以回忆录的形式描述这场对话,我们可以共同约定一个第三方来记录我们的访谈,一经却道,文稿不做任何改动。”“双方都同意后,即可发表。”弗里德曼的一个问题是,他会在回忆录里面添油加醋,变相的拔高自己。张维明白余切在警惕什么,他问:“余老师,如果你不同意发表呢?”“此话你拿去问弗里德曼——还有,我讲话你不要插嘴。”“好!”最后是章法三,“记者数量要有限制,你有几个美国记者,我就要带几个中国记者,每个记者的稿子大体相同。’这三条路,封死了弗里德曼无故炒作的意图。看来余切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果不其然,弗里德曼得知消息后大笑。他对托宾说,“你看,余切和这里的人不太一样,他很警惕我和他的访谈。”弗里德曼此时来中国,就像是未来的篮球运动员罗德曼前往光之国一样,他心知肚明这是一场炒作,因而他当然要找最有名气的炒作。世事无常,上一个十年早期,弗里德曼曾是学术大明星,可当美国成功控制通胀之后,弗里德曼就失去了他的价值。他不再是舞台中央的学者,因此他总是想办法夺回关注度。虽然已经年逾古稀,但弗里德曼还是痴迷于被关注的感觉。如果不是在美国渐渐失宠,谁会跑来智利、波兰,中国这些地方呢?内地已经吃过弗里德曼的亏,他把内地任何不同于他的观点,都描述为政治正确。托宾心里倒是松了一口气,他是凯恩斯派的。托宾赞同大政府主义,要求政府进行救济和加强组织。他和弗里德曼想法有根本区别,倒是和余切相似。如果被弗里德曼的炒作拖下水,这也太无辜了。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你要和他辩论吗?”托宾问他。“我要提醒你,迄今为止,东方余的辩论从未输过,你最好观摩一下他怎么批判德国总理科尔的。”“我确实是得考虑一下。”弗里德曼花了一晚上时间看了录像,他对科尔政府的无能嗤之以鼻。之所以科尔表现失态,是因为欧洲人不擅长进攻性的学术辩论,他们是那种上班打卡,数十年都可以没有任何成果,混吃等死的那种人。可美国人不是这样,弗里德曼是从激烈竞争中崛起的。在美国这个雄竞得不可思议的国家,弗里德曼身材矮小,样貌平平,如若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早已被闪光灯所遗忘掉。“在这个国家击败他们最有名气的人,难道不也是一种成就?”弗里德曼说,他也很快就这么做了......双方把地点约在水木大学,因为弗里德曼听闻水木大学和燕大是死敌,在美国,除非是辩论的很好,否则水木大学的观众不会轻易倒戈。这是弗里德曼犯的第一个错,他很快意识到了。余切太受欢迎。十一月上旬,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罗丝在日韩旅游,准备自己即将到来的辩论。90年的下半年,弗里德曼一直在亚洲各国游学。在韩国,他发现这里的人从未见过余切,却把余切的几本小说奉为圭臬。《出路》、《共同警备区》、《白夜行》......为何总是这些书?以及那一本《计划体制》。不少韩国财阀的桌面上,都摆着这一本书。科尔奈和余切批判了计划体制内的一些弊病,指出大型跨国企业形成的产业联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种“计划体制”。余切对这种企业有辛辣的讽刺。“这些跨国集团要求上下游产业链必须配合进行生产,销售甚至是进行研发投入,其情形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无本质差异,他们预先设定几年内的核心目标,然后强迫要求所有人达到这一成果。”“如果不能达成,则被残忍的淘汰,就像是在苏联阵营宣传的‘怠工’一样,企业主和他的员工必须面临失业风险。从而人为的划分了社会的经济秩序,从结果来看,它实际比计划委员会更高效,也更无情。”对此,余切提出了一些限制跨国集团的措施,那被一些政府工作者形容为“企业绑架民族和国家,政府需要夺回本来的权力”。结果韩国财阀逆练《计划体制》,打算造出一个计划和市场结合的企业怪物。凡是余切赞许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凡是余切弱调什么,我们就通过权钱交易是允许政府退行限制。于是,《计划体制》在韩国被奉为小企业者的屠龙术——只要倒着看,它比任何书籍都更为没用。更为难的是,在和韩国经济部官员会晤的时候,一名其貌是扬的中年人握住里德曼曼的手,问的却是另一个人余切,“您见过余先生是吗?我真人是是是像电视下这样低小?”“你有见过余切,是过,你即将和我没一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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