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之间爆发了很多次争辩。随着苏东阵营的剧变,天平越来越往前一个观点倾斜,正在拼命自救的老大哥自己就是持有观点一:如果私有化的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新。戈式坚定的认为,内地搞的是小打小闹,他的《新思维》甚至被翻译到内地,颇有一些人为他说话。弗里德曼认为余切必定纳头便拜,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弗里德曼认为这种争论早已经结束了,没人打得了这种逆风局,余切也不行。1991年,余切刚过完新年。他通过电子邮件和朔伊布勒定期联系,约定以东德为蓝本写学术论文,支持科尔政府在东德地区的改革。作为回报,朔伊布勒将一些可分享的即时数据交给余切。社院前去德国访问的学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余切带来文件给他,这些资料换算成纸质文档足有半个房间那么大,因而余切的工作量极大。朔伊布勒在邮件中抱怨:“前东德政府隐瞒了东德的经济数据,他们的情况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好,我有证据表明,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系统性的进行了统计上的造假。”“这不是你一开始就能想到的吗?”余切回复道。“是这样,但我们付出的经济代价,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你知道吗?团结税现在高得可怕,却还不够用!我们不得不重新进行统计,我们不再信任过去他们政府的工作。”是啊!但这就是余切要联系朔伊布勒的原因。朔伊布勒有核心数据。《新资本论》在另一个时空出自法国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花了大量时间对比德国统一后,东西德之间的经济变化,并认为东德地区的价值低估和高储蓄率,实际上承担了德国蓄水池的作用,这块地方让德国人在08年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相对稳健。而且,德国企业不光是归股东所有,还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这种公私混营的所有制最终表现出比欧洲其他国家大得多的韧性。因为私人资本出现亏损,就卖了公司跑路,而产业工人愿意集体降薪,保住自己的饭碗。皮凯蒂的作品写于新世纪,而余切现在写来,则像是在为本届科尔政府辩护——他宏伟的“东部大开发计划”和“团结税”,并非只作用于东德,而是受益于每一个德国人。德国的转变确实让自由市场派十分尴尬。一些人形容德国正在成为“欧洲病夫”。这个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却自发的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如今科尔政府小心翼翼的保护东欧地区的产业,像对待婴儿那样的抚育它,科尔因此被饱受批评,然而从选举上来看,至少东德国的人十分满意。朔伊布勒最后问:“我看到了你和弗里德曼的争论,在你心目中,你真的认为他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吗?有没有一些立场的因素,使得你和他走向了彻底的对立?”余切道:“正如你是个德国人一样,我也是个中国人。弗里德曼的理论从未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奏效过,不是吗?它在美国行是因为美国本身行,不是因为他的理论行。”“那我们德国呢?”“如果像你这样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德国当然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朔伊布勒一看到这话,又高兴得颤抖起来。他抑制住激动,吩咐助手回复道:“在诺贝尔经济学术会议上,我诚挚的邀请你来做德意志联邦银行做客,并在那里做出伟大演讲。”“什么演讲?”“你的《新资本论》,你总该有一些初步结论了。你的黑洞坍缩理论,你和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那些极美又简洁的概念......”之后朔伊布勒等待着,但不知何故,这封邮件竟然久久没有得到回复,朔伊布勒甚至怀疑自己的邮件有没有发送到......直到半小时后,他才看到余切的肯定回答,然后立刻对自己的助手说:“这是我微不足道的半小时,却是学术界的一个世纪。”此后一个月,余切和弗里德曼的争论渐渐停歇,双方都认识到这种争论需要在某个关键的事件点后才能分出胜负。譬如下一次经济危机,或是德国东部大开发出现明显的成功苗头。凯恩斯理论帮助美国度过大萧条,而后是弗里德曼代表的自由派————他们帮助欧美等国度过了七十年代的大通胀。“我还没有输,不是吗?”弗里德曼自己也觉得为时尚早。他宣布参加在欧洲举办的诺贝尔经济学术会议。科尔奈得知消息后告诉余切,“芝加哥男孩在那里人数众多,但你不用担心,我们也并不弱小。”事情逐渐演变成美国哈佛学派,反对美国芝加哥学派,而这两者的领军人物分别是中国万县人和前奥匈帝国的犹太裔。这种美国反对美国的争论,让余切忍不住发笑。春节前。张俪和他带着余厚启前往燕大燕园拜访杨振宁。一见面,就从车上卸下十条牛肉干,杨振宁瞥了一眼,笑道:“你这是把孩子交给我了?怎么?在家里教不好?”“也不是教不好。”张俪说,“余先生觉得我管得太严,到您这里来熏陶熏陶....……”余先生?!不是余哥哥了!杨振宁哑然失笑。他知道余切应该惹恼了张俪,但他没有向着余切说话,而是谈论自己的教育经,“我和我爱人是颠倒了的中式家庭!一般人认为,我是慈父,对孩子因材施教,快乐教育!其实我爱人贡献也很大,她这个严母比我更细致,也更耐心。”杜致礼立马打配合道,“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主内,他主外也有他事业的因素,振宁的研究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他回家不愿意管教孩子了,只想逗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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