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都是国内物理学的泰斗,我只是出于个人的好奇。”那......这样也能问吗?李政道盯着余切,有些生气道,“怎么能因为这个理由,就来揭开别人的伤疤?和你相比,倒是我真的更像内地人。”他反应太大了!这么一说,余切也没有谈下去的兴趣了,匆匆道歉而去。李政道的夫人挽留余切,说“我知道你要去美国领奖,你们可以在纽约再深入谈一下。”余切道:“和杨教授相比,李教授不太冷静,这怎么让人和他谈?”李政道夫人叹道,“他受了很多委屈,本来该冷静的,但这里是祖国大陆,又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心里,他就很难接受了。”这个女人叫秦惠箸,也是个出了名的贤内助。李政道平日到处演讲、参加学术会议,到处夸下海口......秦惠箸负责帮助中国学生和美国大学写信,牵头资助高校学生,乃至和一些地方领导联系。之后,夫妇二人离开京城飞往美国。他们二人都是美国国籍,常住在美国纽约。但是秦惠箸给余切赠了一幅名为《超弦生万象》的拓印品,这是已故画家李可染的作品。这幅画相当“抽象”,题字和印章确实都是李可染的真迹,但是画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李可染信佛,他的画没有任何争斗的场面,然而这幅画却由两头由线条组成的蛮牛即将相撞,寓意“对撞”之意。秦惠箸在随信上面说,“这就是李可染先生的作品。这是他受到政道启发,专门画出来的。他一生中也就这么几幅风格大异的作品。”这幅画确实是漂亮,也确实是非同一般。选上院士后,经济学院特地为余切空出一间办公室,挂着“余切”两个字。余切把画挂在了自己办公室,房门大开。历一宁等人进来串门,大惊道,“这不是李可染先生的作品?可这......又不像是他的风格!”“你也懂国画?”余切怀疑历一宁的水平。历一宁请余切到他家参观,只见到他家里全是收藏的书法和国画。历一宁道,“我爱人擅长水墨画,我能写几个臭字,欣赏起李可染的作品来,当然也能看出来了。”“但是,你那幅画千真万确是真的,可是又‘假'得离谱!”余切说了前因后果:他对“杨李之争”的怀疑,他和李政道的接触......历一宁凭直觉说,“我认为李政道受了委屈,但你不要到外面宣扬。”“为什么?”“如你所说,他那么儒雅的人,偏偏在这个事情上不死不休,半句话也不松口!杨振宁却很冷静,这不符合常理。”“是吗?”余切问了一句。实则他心里已经有些推测了。“真的!”历一宁又说。接着,老历谈起他最近的研究,这套研究是“双轨制”之后的产物,简单来说“国内商品价格飞涨,不是消费端而是生产端的问题”。于是要改革下去,则要对国营资本改造,而不是单单搞价格闯关。因为东西生产的不够多,再怎么调整价格都是白搭,不可能不涨价。而国内许多人仍然认为是价格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尖锐学术争论,而这个争论在之后逐渐演变为九十年代最大的经济学界争论。余切是赞同老历观点的,但他忙着和弗里德曼辩经,暂时无空搭理历一宁这边。历一宁不是随便说说的,他强调了一下事情的严重性:“这是燕大学派和震旦学派之间的争论,我们要是被人打的落花流水,你今后也讨不着好。”“你讲的有道理,怎么会被打得落花流水?”余切反问。历一宁无奈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擅长讲故事。我只会闷在家里写诗词,发泄一下!”“怪不得你同情李政道,你和他同病相怜啊!”余切道。历一宁直言道,“你扳倒弗里德曼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能写书是多厉害的本事!我们现在都想办法写故事,到处做演讲,你居功至伟!”这本应该是九十年代后半期才发生的事情。八十年代,各类经济学家服务于机构,民众知不知道他们的理论不重要!重要的是内部形成共识。而将来传媒愈加发达,各类行业协会和资本联盟组建起来,逐渐为路演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有时激烈的舆论会倒过来影响到政策方针,这是当下并不具备的条件。那确实是我带的头了!余切把功劳拦在自己身上:“老历,你是研究如何写小作文了!今后的文科学术界,不会写小作文,是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的!”4月15号,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京召开发布会,宣布从当日起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计划。作为“春雨计划”的发起人,余切受邀参加发布会,现场几位领导高度评价他的慈善工作,并为“希望工程”四字题词。自此,“春雨计划”这个曾经由个人基金会发起的助学项目,也就此融入到国家的大政方针中。4月18号,《日报》上刊登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益募捐广告——“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广告。写下这篇广告的人正是余切。广告没有任何文绉绉的说辞,也没有余切的署名,只有“募捐”两个大大的字。“在我国贫困地区,每年都有一百多万聪明可爱的儿童,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书本杂费而失学,教育的分配,已经到了值得警惕的地步!”后几句话,是余切力排众议加上的。林一夫考察省乡村,让他惊讶的是这里的教育之贫瘠......这里曾是一个被忽视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人深深的知道!正如《平凡的世界》所写:孙少平第一次走进县高中的食堂,他只有两个高粱面馍可以拿来吃,蹲在墙角吞咽时,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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