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就不是像吗？”老人问。
贞晓兕没有回答。
她想起开元二十三年冬，洛阳寿王府。那个掌琉璃灯的陪嫁侍女问她：命可凿乎？
王妃说：命是凿出来的井。
字也是井。圣像也是井。法令、赈济名册、法典增补条款——都是井。人们凿向不同的深处，凿向各自信仰的水脉，以为凿通了就是永恒。
但灰泥覆上来只需要一桶。
“我见过一个名字，”贞晓兕说，“写在一千三百年前的赈济册子上。阿愿，七岁，秦州上邽人。户部批：给复三年。”
老主教转头看她。
“灰泥覆上去之后，”他说，“名字还在吗？”
贞晓兕没有回答。
她只是想起录事先生磨破的手腕。朱砂不溶于水，不溶于灰泥，不溶于一千二百年。
离开君士坦丁堡，贞晓兕在地中海飘了很久。
她搭一艘去亚历山大的粮船，却在半途被风暴推向克里特岛。岛上有座废弃的教堂，九世纪圣像破坏运动期间被改作仓库，壁画铲去大半，只剩下边缘处一小片圣母的衣褶。
贞晓兕在那片衣褶前坐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船工找到她，说风向变了，可以起锚。
她问：“往哪？”
船工指着北面：“你想去哪？”
贞晓兕把袖中的蜜饯取出来。桂花渍已经化到最后一层，琥珀色的糖衣薄如蝉翼，隔着它能看见掌心的纹路。
她想起李白三十五岁的那个春夜。洛阳的笛声不是为他一个人吹的，笛声不知道有人在听，笛声只是散入春风，恰好落进他的耳朵。
她想起柳特普兰德写“三十六夜”时悬在空中的笔尖。他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夜，但他写下这个数字，像在黑暗中画了一道浅浅的刻度。
她想起查理·马特烧船的黑烟。弗里西亚的海岸没有柳树，没有人折柳送别，但那些船被烧的时候，船板里的水分遇热蒸腾，发出“嘶嘶”的声音，像人的叹息。
她想起君士坦丁堡那位老主教。他说字也是像。他说灰泥覆上去之后，名字还在吗。
她把最后一层糖衣舔去。
蜜饯在她掌心化成一滴琥珀色的水。
贞晓兕站起身。
“去罗马，”她说，“然后翻过阿尔卑斯，往北走。我要找一片海。”
她没有找到查理·马特烧船的那片弗里西亚海岸。
但她在莱茵河口遇见一个老渔民。
老渔民不会说拉丁语，不会说法兰克方言，只说一种她完全听不懂的北海土语。但他们并肩坐在防波堤上，看着灰蓝色的海水涨上来，退下去，再涨上来。
老渔民忽然开口，用手指在沙地上画了一道弧线。
贞晓兕低头看。那是一艘船的轮廓。
然后他在船身上画了一道斜线。
烧。
贞晓兕抬头看他。
老渔民指着自己的眼睛，又指着那片海。他的意思是：我看见了。那年春天，我看见海那边升起黑烟。我不知道是谁在烧船，不知道为什么要烧，但我看见了。
贞晓兕沉默良久。
她从袖中取出那枚蜜饯化尽后剩下的核——桂花核，细长，两头尖，像一叶扁舟。
她把核放在老渔民掌中。
老渔民低头看，没有说话。他站起来，把桂花核埋进堤边的沙土里，用粗糙的手掌压平。
贞晓兕没有问他为什么。
他们并肩坐了很久。海风咸涩，落日从云隙间漏下，把整片滩涂染成淡淡的橘红。
那年秋天，贞晓兕回到帕维亚。
柳特普兰德已经病了很久。她站在他的寝殿外，隔着帷幔听见他用伦巴第方言断断续续地说话，有时是法令条文，有时是人名，有时只是他童年见过的某条河流的名字。
十二月，国王驾崩。
贞晓兕没有参加葬礼。她站在王宫文书厅的窗外，看着书记官们把第84条法令的羊皮纸副本归档。奥斯特里西亚、诺伊斯特里西亚、图西亚。十二夜、二十四夜、三十六夜。
那些“夜”还静静躺在羊皮纸上，像永不凋谢的刻度。
她转身离开。
开元二十四年的第一场雪落在洛阳时，贞晓兕站在苏州河边的公寓窗前。
她的掌心空空如也。桂花渍化尽了，核留在了弗里西亚海岸，也许来年春天会发芽，也许不会。
手机亮了一下。教练发来消息：
“明天上课，练左侧换气。”
她回复：“好。”
尘小垚从楼下探出头：“回来了？”
“嗯。”
“今天游了三千？”
“三千。”贞晓兕顿了顿，“还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