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喉结微动，“您跟周导提杨蜜了？”“没提名字。”颜礼笑了下，那笑声里有种奇异的松弛，“我说，如果段小姐需要时间，不如让新人试试？反正试镜名单里，有个叫周什么娜的，我看资料，眼睛特别像年轻时的张曼玉。”杜国伟怔住。张曼玉。四届金像奖影后，港片黄金时代的活图腾。周星池拿她比周某娜，等于亲手把舒其从“段小姐唯一人选”的神坛上请了下来——还顺手给替补铺了红毯。“所以……”杜国伟慢慢呼出一口气，“您是默许了？”“默许？”颜礼声音忽然沉下来，像砚台里磨开的浓墨，“国伟，你忘了我们为什么做电影？不是为了捧谁，也不是为了踩谁。是为了让故事活下去。舒其现在演不了段小姐，那就换人。换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角色得活着走出摄影棚。”风更大了，卷着枯枝撞上车顶，哐当一声闷响。杜国伟握着手机，指节发白。他知道颜礼没说完的话——易安不是要抢舒其的饭碗，是要抢港圈最后那点不容置疑的“定义权”。当年港片定义内地演员是“工具人”，如今易安要定义港片演员是“可替换模块”。这不是恩怨，是迭代。而颜礼，选择站在迭代的潮头上，哪怕弄湿裤脚。“董事长……”他哑声道，“《中国合伙人》男主的事，陈导那边……”“陈可辛昨晚跟我吃了顿饭。”颜礼打断他，语速不快，却字字凿进耳膜，“他说，刘火华演成冬青，像穿了件不合身的中山装；黄海波呢，太油，少了股土腥味。倒是有个新人，叫邓超，在《甜蜜蜜》剧组跑过龙套，后来在《少年天子》里演顺治，眼神里有种饿狼似的劲儿——陈导说，那劲儿，像极了八十年代在中关村蹬三轮卖电脑的成冬青。”杜国伟心头一跳：“邓超？他不是……”“不是华谊的？”颜礼轻笑，“华谊去年跟他解约了，理由是‘合约到期，双方理念不合’。可你知道他解约前三个月，跟谁在横店喝了三次酒？”杜国伟没接话。“是我。”颜礼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像深夜电台压低频段的私语，“他问我，易安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不为别的，就为证明一件事——内地演员，也能演好自己的时代。”车内陷入寂静。只有雨刷器机械地左右摆动，刮开挡风玻璃上不断聚拢的水汽。杜国伟望着前方，红灯亮起，车流缓缓停驻。一辆送餐电动车从旁掠过，外卖箱上贴着褪色的“美团”logo，箱盖缝隙里露出一角剧本——《中国合伙人》人物小传，纸页边角已被摩挲得毛糙发软。他忽然想起什么，翻出手机相册，找到一张泛黄的照片：2003年，非典隔离期，颜礼在家中客厅搭了个简易摄影棚，用窗帘当背景，拿台老dV拍广告片。画面里他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头发乱翘，正对着镜头夸张地擦汗，旁边歪斜贴着张纸条，上面是颜礼亲笔写的字：“今天拍不完，晚饭没肉。”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标注着拍摄日期：。那一年，颜礼三十一岁，刚成立易安，账户里只剩七万六千块。杜国伟把照片放大，指尖停在颜礼笑出皱纹的眼角。原来有些东西，从来就没变过。他重新拨通助理电话，声音恢复惯常的平稳：“把邓超的全部资料，包括他解约后三个月的行程记录、所有公开采访文字稿、以及他在《少年天子》片场即兴改的三句台词，全部整理成册。今晚八点前，放我桌上。”挂断，他点开微信，找到那个标着“英凰-杨总”的对话框，输入又删除，反复三次，最终只发去一句：“杨总，明早咖啡，我带协议原件。另，颜总说，当年《投名状》的茶，他一直记着味道。这次，该他请了。”发送。窗外，绿灯亮起。车流重新涌动，汇入城市巨大的血管。杜国伟靠回椅背，望向车窗外急速倒退的楼宇。玻璃映出他略显疲惫的脸，以及身后模糊晃动的霓虹光影——“易安影业”四个字在远处高楼顶端无声旋转，红光流转，像一颗不肯冷却的心脏。他忽然想起今早在半岛酒店，江老板临别时那句没头没尾的感叹：“跟杨蜜打交道，比当初在新画面糊弄傻子可心累多了……”当时他笑而不语。此刻他想，或许该补一句：——可心累，总比心死强。毕竟这行当里，最可怕的不是对手太强，而是你突然发现，自己连愤怒的力气，都早已被日复一日的谈判、妥协、再谈判，碾成了齑粉。而颜礼没有。所以他还能在凌晨两点，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邓超，推开横店某家小餐馆的油腻木门；还能在舒其深陷舆论漩涡时，先打一通电话，不是谈换角，是问她睡得好不好。杜国伟摸了摸西装内袋，那里静静躺着一张机票——明早七点，飞香江。他没告诉任何人，此行真正要见的，不是杨老板，也不是江老板。是舒其。颜礼昨夜短信里最后一句话，他没读给任何人听：“国伟，替我告诉舒其，段小姐不会消失。只是暂时换个地方等她。”车驶入CBd隧道，灯光如瀑倾泻而下，将他身影拉长、扭曲、再吞没。杜国伟闭上眼。黑暗里，他听见自己心跳声，沉稳，有力，一下，又一下。像二十年前，那个在出租屋用dV拍广告的年轻人，正用指甲敲击着塑料外壳，打着无人听见的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