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问下去。
第三天，她在槐南组遇见了周砚。
他正蹲在赵家老屋坍塌的院墙边，用一把折叠卷尺丈量断墙残基。衬衫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指节修长，指甲边缘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茧。他听见脚步声，抬眼，目光平静，不带打量，也不带疏离，像看一株刚移栽的秧苗。
“林晚？”他直起身，擦了擦手，“陈组长说今天你来核验赵家宅基地。”
林晚点头，递上表格。他接过，目光扫过她填写的“房屋现状：已倒塌，仅存部分墙体及地基”，又抬眼看了看那堵半人高的断墙，墙缝里钻出几簇野薄荷，叶片油绿，在风里轻轻晃。
“地基没动过。”他说，“赵伯去年走之前，还让我帮他量过尺寸。他说，这院子的地基，是他爷爷那辈用石灰、糯米汁和黄土夯的，三百年没塌过。”
林晚低头看表格，发现“宅基地四至”一栏，她照着老地图抄写的“东至赵家院墙”，而周砚在旁边用铅笔补了一句：“东界实为墙基外沿三十公分，界桩埋于墙根第三块青砖下。”
她抬头，想说什么，他已转身走向隔壁院落。阳光落在他肩头，衬得那件洗旧的浅蓝色衬衫格外干净。
后来她才知道，周砚不是本地人，是省农科院派驻青石镇的土壤改良技术员，驻点两年，主攻酸化红壤修复。他每天骑一辆半旧的山地车穿行于各村田埂，车后架上永远绑着两样东西：一台便携式ph检测仪，和一只帆布工具包，里面装着不同规格的土壤采样器、滤纸、密封袋，还有一本硬壳笔记本，封面写着《青石镇土壤剖面观测日志》。
他话不多，但每次林晚在田埂上迷路，或被村民用方言绕得头晕，他总会恰好出现，指路，翻译，甚至替她拎过几次沉甸甸的档案袋。有一次暴雨突至，两人躲在村口废弃的砖窑里避雨。窑内幽暗潮湿，只有顶上一道窄缝漏下天光。林晚掏出被雨水洇湿一角的登记表，正懊恼，周砚却从工具包里取出一方素净的蓝布手帕，拧干，轻轻覆在表格上吸水。
“别急。”他声音很轻，混着雨声，“纸湿了能干，字模糊了，人记得就行。”
林晚没说话，只盯着那方手帕——边角绣着极细的银线，勾勒出半片舒展的槐叶。
——
六月，镇里启动“撂荒地复耕专项行动”。老槐坡西侧三百亩连片坡地，因青壮外流、灌溉失修，已抛荒近十年。杂草疯长，灌木丛生，偶有野兔窜出，惊起一群灰翅鹧鸪。
林晚被临时抽调进复耕协调组。她的任务是梳理这三百亩地的权属关系——哪些是祖产，哪些是流转，哪些已确权但长期闲置，哪些存在边界纠纷。
工作比预想的更难。
有些地块，三十年前分给张家，二十年前张家儿子进城务工，口头托付给李家代管；十年前李家翻建新房，占了张家半垄地；去年张家孙子返乡创业，要收回，李家拿出一张泛黄的“代耕协议”，上面却只有李家单方签名……
林晚在槐北组老祠堂临时办公点熬了三个通宵。桌上摊着七本不同年代的台账，三张手绘地图，两叠村民联名信，还有一杯早已凉透的浓茶。窗外虫鸣如沸，她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忽然瞥见祠堂神龛下方一块青砖松动，缝隙里似乎塞着东西。
她蹲下，小心撬开砖块。
里面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盒盖内侧，用红漆写着两个字：“槐坡”。
盒子里没有泥土，只有一叠纸。最上面是一页泛黄的信纸，抬头写着“致未来接手这片土地的人”，落款日期是1998年4月12日，署名：林建国。
林晚的手指僵住。
她认得那字迹。父亲在她小学作业本上批注的“优”，在她高考志愿表上签下的名字，都在这里。只是这字迹更年轻，笔锋锐利，带着一种近乎莽撞的力道。
她展开信纸。
致未来接手这片土地的人：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终究没能守住它。
这三百亩坡地，是我父亲临终前亲手交到我手上的。他说，槐坡的土，看着贫，其实最养人——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旱年裂口子，雨季吸饱水；犁深了，有蚯蚓翻新；犁浅了，有草籽落根。它不挑人，只认真心。
我十八岁那年，背着行囊离开青石镇，没带走一捧土，却把整座槐坡装进了心里。我在省城仓库值夜班，数着麻包上的编号，心里默念的是槐北组第十七号田的亩数；我在食堂吃米饭，嚼着嚼着，舌尖泛起槐坡新翻泥土的微腥气。
可我回不来。
我怕看见老槐树烧焦的残干，怕听见村口碾米坊吱呀的响动，怕路过赵家老屋时，门突然打开，里面走出一个我再也喊不出口的人。
所以我把这三百亩地，连同这份愧疚，一起埋在这里。
若你愿耕它，请记得：
东坡土层薄，宜种豆类固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