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沅似懂非懂，只把蚕豆塞进嘴里，咯嘣脆响。
七岁，她开始学割草。祖父给她编了个柳条筐，不大，刚好挎在胳膊弯里。清晨露重，草叶湿漉漉地贴着埂沿，割草刀锋划过草茎，发出“嚓嚓”的轻响，汁液清冽微涩。她常割着割着就忘了筐，追着蚱蜢跳进田里，惊起一串白鹭。祖父也不恼，只把割好的草捆成小把，码在埂上，等她玩够了，再教她辨草性：“猪草要嫩，牛草要老，羊草要带露，兔草要避虫。”他指着埂边一丛开着紫花的草，“这是紫云英，不能喂牲口，可翻进田里，就是好肥。土地记性最好，你给它什么，它就还你什么。”
九岁，她第一次下田插秧。
春寒料峭，水田冰凉刺骨。祖父挽着裤管，赤脚踩进泥里，泥水漫过脚踝，泛起浑浊的涟漪。他示范：左手分秧，右手插，五指并拢如锥，入泥三分，秧苗直立如笔。“腰要弯，心要平。秧苗低头，是为了抬头；人弯腰，是为了让稻子长得更高。”阿沅学着做，可秧苗总歪斜，或埋得太深，或浮在水面。她急得快哭出来，手指冻得通红，指甲缝里嵌满黑泥。祖父默默接过她手里的秧把，重新示范一遍，然后退开几步，看着她。阿沅咬着牙，一株，一株，再一株……直到日头升到头顶，她直起腰，腰背酸痛欲裂，可眼前那一小片新插的秧苗，竟真如列队的小兵，齐刷刷立在水光里，嫩绿得晃眼。
那天傍晚，祖父破例没让她洗脚，而是舀了一瓢温热的艾草水，亲自替她搓洗。水汽氤氲，他粗糙的手掌抚过她脚踝，声音低沉：“土地不嫌手笨，就怕心懒。你今天插下的，不止是秧，是你往后日子的根。”
十岁，她有了自己的田埂。
祖父把东坡最下面那块半亩水田边的田埂，划给她管。埂上原先杂草丛生，他带着她一起铲除，翻松表土，撒下野蔷薇籽和薄荷籽。整个夏天，阿沅每天清晨必去浇水、拔草。野蔷薇长势凶猛，藤蔓很快爬满埂沿，开出粉白小花；薄荷则匍匐蔓延，叶片肥厚，香气浓郁。秋收时，祖父领着村里几个孩子来验收。阿沅紧张地站在埂头，看他们沿着她管的埂走过去，又走回来。一个男孩蹲下，掐了一片薄荷叶嚼了嚼，大声说：“阿沅姐的埂，香！”祖父笑了，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三枚磨得锃亮的铜钱，上面刻着“嘉庆通宝”。“给你，”他说，“买种子的钱。明年，种点别的。”
阿沅攥着铜钱，手心汗津津的。她没买种子，而是用其中一枚，在田埂尽头的老槐树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沅”，旁边画了一朵小小的蔷薇。
那年冬天，一场罕见的大雪封了山。阿沅裹着厚棉袄，踩着齐膝深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去田埂上看她的树。老槐树银装素裹，枝桠虬劲，她踮起脚，摸到树干上那个小小的“沅”字，指尖触到刻痕里凝固的雪粒，冰凉坚硬。她呵出一口白气，雾气散开，仿佛看见祖父站在雪地里，朝她招手。
三
田埂不仅是路，也是舞台，是课堂，是阿沅最初认识世界的全部坐标。
春天，田埂是播种的序曲。祖父蹲在埂头，用小锄头刨出浅坑，阿沅负责点豆——黄豆、绿豆、饭豆，各色豆子圆润饱满，在她掌心滚来滚去。她学祖父的样子，每坑丢三粒，再轻轻覆土。祖父说：“三粒，一粒敬天，一粒敬地，一粒敬自己。”阿沅不懂敬，只觉得豆子在土里睡着，梦里会长出绿芽。
夏天，田埂是纳凉的廊道。午后暑气蒸腾，蝉鸣嘶哑。阿沅和邻家女孩小满常躺在埂上，头枕着草垛，看云。云朵变幻无穷：一会儿是奔马，一会儿是，一会儿又散成无数碎絮。小满说：“云是天上的田，云朵是天在种棉花。”阿沅反驳：“云是水做的，飘下来就变成雨，浇我们的田。”她们为这个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各自在埂上画一块“云田”，用树枝划出边界，约定谁先等到第一滴雨落在自己的“田”里，谁就赢。结果雨没等到，倒等来了偷听的村支书，他蹲在埂边，笑呵呵地说：“你们俩，将来一个当老师，一个当农技员，都行。”阿沅不知道农技员是干什么的，只记得小满后来真的考上了县里的农校。
秋天，田埂是收获的走廊。稻子熟了，金浪翻涌。收割机还没进村那几年，全靠镰刀。阿沅跟着大人下田，负责拾穗。她挎着竹篮，弯腰在割过的田垄间穿行，眼睛像探照灯，搜寻遗落的稻穗。稻茬扎脚，她索性脱了鞋，赤脚踩在微凉的泥土上。有时拾着拾着，就发现田埂边的野柿子红了，像一盏盏小灯笼。她摘下最红的那颗，擦擦，咬一口，涩得皱眉，可第二口就甜了，甜得舌尖发麻。祖父见了，只说：“涩是皮，甜是肉。人尝东西，得等一等。”
冬天，田埂是休憩的琴键。霜降之后，田里空旷，唯有田埂如褐色的五线谱，横亘在灰白天地间。阿沅喜欢踩着霜花走，脚下发出细微的“咔嚓”声，像踩碎无数小镜子。她常看见祖父独自一人，在田埂上来回踱步，双手背在身后，目光扫过每一寸土地，时而蹲下，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