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沅家的田，在村东头，叫“月牙湾”，因田形如一弯浅浅的新月而得名。田埂不宽，仅容两人错身，却修得极讲究：下沿用拳头大的卵石垒出一道矮坎，防雨水冲刷；埂面夯得结实，覆一层细黏土，雨后不打滑，晴日不扬尘；埂脊上，常年长着一种细叶的野草，当地人唤作“埂筋草”，根须扎得深，盘结如网，牢牢咬住泥土，任牛蹄踩、锄头刮、暴雨冲，也极少塌陷。
阿沅第一次独自走上月牙湾的田埂，是七岁。
那天，奶奶让她去田里给正在耥田的爷爷送饭。竹篮里装着一碗糙米饭、一碟腌萝卜、一小碗酱豆子，还有一只搪瓷缸，盛着温热的茶水。阿沅提着篮子，走得慢，眼睛却忙个不停：看田埂边野蔷薇新打了苞，粉白的花瓣裹在嫩绿萼片里，像攥紧的小拳头；看水田里浮萍聚成一片片绿云，水下隐约可见泥鳅摆尾搅起的细小漩涡；看远处山峦的轮廓在薄雾里洇开，青灰相间，温柔得如同一幅未干的水墨。
走到田埂中段，她停下，蹲下身，伸出食指，小心翼翼探进田埂侧面一个小小的土洞里。洞口只有拇指粗，边缘光滑，显然是常有小兽出入。她屏住呼吸，指尖触到一丝微凉的、毛茸茸的软意——是野兔的窝！她不敢再动，只悄悄扒开洞口几根草茎，往里觑了一眼：幽暗深处，蜷着三只闭着眼的小兔子，粉红的耳朵贴着身体，像三枚温润的玉籽。她心头一热，几乎要笑出来，又赶紧捂住嘴，生怕惊扰了这隐秘的暖巢。她轻轻放下草茎，提着篮子，脚步更轻了，仿佛怕惊飞了田埂上停驻的一只白鹭。
爷爷果然在月牙湾最靠里的那块田里。他挽着裤腿，赤脚踩在齐踝深的泥水里，腰弯成一张弓，双手扶着耥耙的长柄，一下，又一下，缓慢而有力地向前推。耥耙是竹制的，齿疏而韧，划过水面，带起细密的涟漪，将浮泥推平，将杂草压入泥下，让水田变得平整如镜，映得出人影，也映得出天光云影。
阿沅站在田埂上喊：“爷爷——”
爷爷直起腰，抹一把额上的汗，脸上沟壑纵横，却绽开一个极宽厚的笑容，眼角的皱纹舒展如扇。他接过篮子，就坐在田埂上吃起来。阿沅挨着他坐下，把小脚丫伸进田埂边的浅水洼里，水凉丝丝的，几条小鱼倏忽游过脚背，痒酥酥的。爷爷一边嚼着饭，一边指着远处说：“看见没？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底下，你太爷爷埋过三颗桐子。桐子落地，三年成苗，五年成树，十年就能砍下做棺材板。他埋的时候说，树活，人就还在地里看着。”
阿沅似懂非懂，只觉爷爷的话沉甸甸的，像田埂上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泥块。她低头，看见爷爷赤着的脚板，脚跟皲裂，脚趾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黑泥，脚背上爬着几道蚯蚓似的青筋。她忽然想起昨夜听奶奶讲的故事：爷爷十二岁那年，为抢在霜降前把最后一茬晚稻收完，连续三天没合眼，割稻、捆扎、挑担、脱粒，最后倒在晒场上，昏睡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脚趾甲盖，竟在稻茬上生生磨掉了两片。
“爷爷，疼吗？”她小声问。
爷爷咽下一口饭，笑了笑，没答，只伸手，用粗糙的拇指肚，轻轻蹭了蹭她沾着泥点的鼻尖。
田埂上，不止有阿沅的足迹，更有无数双早已消逝的脚印，层层叠叠，深深刻进泥土。
阿沅听奶奶讲过，她曾祖母——阿沅该叫太婆——是个极能干的女人。男人（阿沅的太爷爷）在修水库时被塌方的土石砸断了腿，从此卧床不起。那时阿沅的爷爷才五岁，父亲瘫痪，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硬是靠着一双脚，在月牙湾和邻近几块薄田之间来回奔走。她天不亮就起身，把三个孩子塞进田埂边的草棚里，自己扛着锄头下地。锄头柄被她手掌磨得油亮，锄刃在日光下闪着冷硬的光。她锄地不为松土，只为“斩草”，把那些趁雨后疯长的稗草、狗尾草、芦苇根，一根根连根掘起，曝晒在烈日下，直至枯死。她常说：“地不欺人，你敬它一分，它还你一斗；你懒它一时，它还你十年荒。”她死后，坟就埋在月牙湾田埂尽头的坡地上，坟头不高，只垒了几块青石，坟前不立碑，只栽了一棵小枣树。如今那枣树已亭亭如盖，每年秋天，红彤彤的枣子坠满枝头，熟透的枣子落进田埂的裂缝里，被泥土裹住，来年春，裂缝旁便钻出几株细弱却倔强的枣苗。
阿沅也见过田埂的暴烈。
那年她九岁，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连下七天。山洪裹挟着泥沙冲垮了上游的土坝，浑黄的洪水如巨兽般扑向月牙湾。阿沅趴在老屋二楼的窗台上，看见爷爷、爸爸、还有十几个壮年汉子，赤着上身，肩膀抵着肩膀，组成一道人墙，死死堵在田埂最窄的缺口处。他们脚下是翻涌的浊浪，头顶是铅灰色的、低垂欲坠的天空。有人递来麻袋，装满沙土，沉重得需要两人合力才能抬起；有人嘶吼着号子，声音被风雨撕扯得破碎不堪；有人脚下一滑，瞬间被卷走，又被旁边的人拼死拽回，手臂上鲜血淋漓，混着泥水往下淌。阿沅看见爸爸的脊背，在雨水和汗水中闪闪发亮，像一块被反复捶打的生铁。那夜，全村人彻夜未眠，田埂在人的血肉与意志的支撑下，没有溃决。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