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学医，考进省城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市三院神经外科，前途一片坦荡。直到三年前，他主刀的一台手术出现罕见并发症，患者术后植物状态。虽经伦理委员会裁定无医疗过失，但他递交了停职申请，独自去了西南山区做义诊。一年后，他出现在青禾镇卫生院的招聘启事上，应聘岗位写着：“全科医生（兼农技协理员）”。
没人问他为什么。青禾村的人，向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看结果：沈砚来了，卫生院的药柜齐了，输液室的紫外线灯管换了新的，村小学的孩子们每年有了免费体检，连村口那棵百年老槐，也被他请来的林技站专家“会诊”，治好了半边枯死的枝干。
而他与我的交集，便从那片坡地开始，无声无息，却日渐深密。
他来得并不频繁，有时隔十天半月，有时一月余。每次来，总在清晨，从不敲门，只站在坡地边，远远看着。我翻地，他点评土质；我育苗，他教我辨认猝倒病的初发叶斑；我为薄荷长势过旺发愁，他告诉我，薄荷根系霸道，需在地下埋一圈旧瓦片阻隔蔓延——“不是要它死，是让它活得有边界。”
他话少，却句句落地有声。他从不碰我的锄头，但从不吝啬伸手——当我搬不动一袋有机肥，他会默默接过，稳稳扛到地头；当我被野蜂蜇了手背，肿起核桃大的包，他会从随身的旧皮包里取出一小瓶自制的薄荷膏，清凉的触感瞬间压下灼痛；有一次暴雨突至，我冒雨抢收刚掰下的糯玉米，他不知何时出现，脱下工装衬衫罩在我头上，自己淋得透湿，雨水顺着他紧贴额角的黑发往下淌，那双灰褐色的眼睛，在雨幕里亮得惊人。
我们极少谈过去。偶尔提及，也如蜻蜓点水。
“你小时候，”我一边给蒜苗松土，一边随口问，“也帮你爸看病？”
他正用小铲子清理一株杂草，闻言动作微顿，铲尖在土里划出一道细痕。“嗯。记药名，碾药粉，跟着他走夜路。他背药箱，我提马灯。”
“怕吗？”
他直起身，抹了把脸上的雨水——那天又下雨了。“怕。但更怕他摔倒。路滑，他腿有旧伤。”
我心头一跳，没再问。
他亦不问我的城。只有一回，我整理老屋阁楼，翻出一只蒙尘的铁皮饼干盒，里面是我中学时代的日记本。其中一页，我写道：“今天又梦见爸在晒场上追我，我跑得好快，可怎么也甩不掉他踩在麦粒上的咯吱声……”我合上本子，指尖冰凉。沈砚恰好来送新配的驱虫药，见我神色不对，只递过一个小纸包：“晒干的艾草和苦楝皮，泡水喷苗，比农药温和。”
他没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片正抽穗的玉米地上，穗子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无数支等待启程的小船。
日子在泥土的呼吸里悄然流转。我的坡地渐渐有了模样：春末，紫蒜苗青翠欲滴；初夏，糯玉米吐出粉红的须，苞叶一天天鼓胀；盛夏，薄荷铺成一片流动的绿雾，风过处，清凉的气息弥漫整个坡地。我学会看云识天气，听蛙鸣辨墒情，甚至能凭着土壤表层细微的龟裂纹，预判三天后的降雨。
而沈砚，成了这片土地上最沉默的见证者与最精准的校准者。他像一株深根植物，不喧哗，不争抢，却以一种近乎本能的专注，校正着我每一次用力的偏差，抚平我每一处认知的褶皱。
直到那个蝉鸣嘶哑的午后。
我蹲在玉米地里，正用小刀剔除病叶。阳光毒辣，汗水流进眼睛，又涩又烫。忽然，一阵剧烈的眩晕毫无征兆地攫住我，眼前发黑，耳中嗡鸣，手里的刀“当啷”一声掉进土里。我本能地想撑住身旁的玉米秆，可指尖刚触到那粗粝的茎，整株玉米竟猛地一颤——不是风，是地在动。
我抬头。
沈砚就站在田埂上，脸色惨白如纸，右手死死攥着左小臂，指节泛出骇人的青白。他整个人绷得像一张拉到极限的弓，下颌紧咬，额角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沿着鬓角滚落，砸在脚边的干土上，瞬间洇开一个个深色小点。
他没看我，目光死死钉在前方——那里，一株玉米秆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极其缓慢、却又无比清晰地，向一侧倾斜。秆身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咯吱”声，仿佛内部有什么东西正在寸寸断裂。
我忘了眩晕，忘了自己，猛地爬起来冲过去：“沈砚！”
他闻声，终于侧过脸。那双总是沉静如深潭的眼睛，此刻翻涌着一种近乎破碎的痛楚，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剧烈震颤、明灭，像风暴中心即将熄灭的烛火。
“别……过来。”他声音嘶哑得不成调，每个字都像从砂砾里硬生生碾出来。
可我已经到了他面前。我伸手想扶他，指尖刚碰到他滚烫的手腕，他身体猛地一晃，喉头发出一声压抑的闷哼，整个人向前栽倒。
我拼尽全力抱住他。他很沉，带着灼人的体温，像一块刚从熔炉里取出的铁。我踉跄着，单膝跪倒在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