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的晨雾如往常一样，被从长江口涌来的海风渐渐吹散。
金色的阳光洒在港湾内那些静静停泊的巨兽身上——那是大夏皇家海军的定海神针，十二艘巍峨的“镇”字级战列舰，柚木船身黑漆金纹，三层炮甲板上，黑洞洞的炮口森然陈列，无声诉说着七年前那场让西方世界胆寒的碾压性胜利。
在它们不远处，一艘挂着四面不同旗帜、船体老旧、风帆打着补丁的西洋混合式帆船，正小心翼翼地在引水员的指引下靠向专用外使码头。
与港口内那些线条流畅、保养精良的大夏商船相比，它显得如此寒酸而格格不入。
甲板上，四位身着华丽却难掩旅途风霜服饰的欧洲使节并肩而立，沉默地望着眼前这座不可思议的东方巨港。
七年前，他们的联合舰队曾妄想叩开这座门户，七年后，他们只能以近乎朝贡的姿态，忐忑而来。
“圣母玛利亚……”，西班牙使节，唐·卡洛斯·德·拉·塞尔达伯爵，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声音干涩。
他的目光扫过绵延数里的花岗岩堤岸、整齐的仓库群、高耸的吊车，最终定格在那些铁甲巨舰上，眼中残留着恐惧。“七年了，它们看起来更可怕了”。
荷兰联省共和国特使，约翰·范·德·海登，一位精瘦的商人兼外交官，则用更为实际的眼光评估着一切。
他注意到码头上搬运工使用的带橡胶轮的手推车运转无声且高效。
注意到货物分类存放的井然有序，更注意到港口管理官员那快速翻阅的硬壳笔记本和手上不时写画的铅笔——这一切细节，都透露出远超欧洲的效率与组织度。
“可怕的不只是战舰，唐·卡洛斯”，范·德·海登低声道，调整了一下头上略显过时的宽檐帽。
“是整个体系，七年前我们就该明白，我们挑战的不是一支舰队，而是一个全新的怪物”。
英国使团团长，查尔斯·霍华德勋爵，紧抿着嘴唇。
作为七年前那场“香料群岛灾难”（欧洲对那场海战的称呼）中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代表，他的心情最为复杂。
英国皇家海军和各类武装商船折损过半，东印度公司几乎破产，海上武力摇摇欲坠。
他此行背负着为王权和公司寻求喘息之机的沉重使命，甚至可能包括屈辱的条款。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镶嵌家族徽记的怀表盖，目光却锐利地捕捉着港区调度船只的旗语和灯号系统——比英国海军现行的更为简洁高效。
法国首席使臣，弗朗索瓦-米歇尔·勒·泰勒，德·卢瓦侯爵，则试图维持着法兰西贵族应有的傲慢姿态，尽管他内心同样震撼。
他更关注那些在码头上巡逻的士兵：深蓝色笔挺军装，闪亮的铜扣，统一的制式步枪上着刺刀，步伐整齐划一，眼神警惕而纪律严明。
这与他印象中欧洲各国那些军服杂乱、时常需要靠抢劫补充给养的军队截然不同。
“先生们”，霍华德勋爵终于开口，声音带着穿越重洋的疲惫与刻意保持的镇定，“收起不必要的感慨。记住我们的身份和目的”。
“我们不是来瞻仰神迹的游客，我们是来与一个战胜者对话的使者，要有尊严，但更要务实”。
一队大夏士兵已肃立在码头栈桥尽头。他们身着与港区士兵同款的深蓝军服，但臂章不同，为首是一名佩带短剑的年轻军官。军官上前几步，用清晰但略带异国腔调的拉丁语说道：
“奉大夏帝国外交部令，迎接四国使节，旅途劳顿，请随我来，前往驿馆休息。前往京都的行程，明日安排”。
他的拉丁语相当流利，让四位使节略感意外，也收起了最后一丝在语言上可能占优的侥幸心理。
“前往京都？是走运河还是陆路？”，勒·泰勒侯爵问，他研究过地图，从上海到南京（他们仍习惯称大夏京都为南京）距离不近。
“陆路，官道”，军官回答简洁，做了个手势，“马车已备，请”。
使节团一行四十二人——包括使节、秘书、翻译、仆役和少数被允许保留武器的护卫——跟着军官离开码头区域。
当他们穿过一道拱门，进入港区外的交通广场时，眼前所见让这些见多识广的欧洲贵族和商人彻底怔住了。
广场极为宽阔，地面是平整的灰白色坚硬材质，广场被清晰的白色线条划分成不同区域。
最引人注目的是广场一侧，整齐停放着十余辆巨大而奇特的车辆。
那不是他们熟悉的任何欧洲马车。
这些车辆庞大得像移动的小型房屋，有着深色光亮的木质车厢，车厢两侧是成排的玻璃窗，窗框漆成金色。
最令人惊异的是车轮：每辆车都有四个巨大的车轮，轮毂包裹着厚厚的、漆黑的、富有弹性的物质（橡胶轮胎），轮辐则是坚固的金属。
车辆前方并非直接套马，而是连接着一个精巧的金属转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