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圈里养着两头半大的黑毛猪，膘肥体壮。
屋后的小池塘，放了鱼苗，平时还能捞点螺蛳、摸点河虾。
这些都是官府鼓励的，甚至还有小吏下来指导如何用剁碎的红薯藤、烂菜叶混合麸皮科学喂养。
“他爹，吃饭了！”，屋里传来老妻的呼唤。
午饭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一大盆糙米饭，一海碗油汪汪的红烧肉，一碟清炒时蔬，一盆鸡蛋汤，还有一小碟自家腌的咸鱼。
肉是上个月杀了头猪腌制的，鸡蛋是鸡窝里现捡的。这样的伙食，放在二十年前，只有过年祭祖时才敢想象。
如今，却是寻常日子。
“栓子又来信了”，吃饭时，老妻提起在辽东的大儿子，“说那边官府给分了三十亩生地，头三年免赋，还帮着盖房子、借给种子农具”。
“他去年种大豆和玉黍，收成不错，今年准备再开二十亩，还打算跟村里几户合买一头牛”。
“信里说，让咱别惦记，他在那边好着呢，等站稳脚跟，接他弟弟也过去”。
“去什么去，老子就三个儿子，都去了谁来给老子养老送终！”，李老根突然发火。
老妻默默的端菜，他们两口子有两子两女，小儿子才刚结婚还没有孩子，和他们一起生活。
“先吃饭吧，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老妻说道。
李老根“嗯”了一声，扒了口饭，大儿子三年前响应官府“实边垦殖”的号召去了辽东，当时他还舍不得。
可是想到村子人口出生越来越多，土地以后肯定会非常紧张，毕竟这是在江南，土地很少有烂地。
正因为这个，他才同意老大移民了过去，现在居然要鼓动小儿子一起去？这怎么行？要是都走了他们老两口怎么办？
家里田地自己和老二就能伺候过来，产出除了自家吃用，多余的粮食、养的猪鸡、攒下的鸡蛋鸭蛋，隔三差五让老二用独轮车推到镇上的“官市”去卖。
官市有皇室内务府背景的商行坐镇收购，价格公道稳定，从不压价。
换回的夏元一部分存进镇上新开的“皇家储蓄所”（利息很低，但图个安稳），一部分用来添置农具、给家里人扯布做新衣。
还能给未来孙子存点糖果钱，可惜老大两口子移民的时候把他大孙子一起带走了，他有点想孙子了。
老二前些日子倒是提过，镇上那家新开的纺纱厂在招工，问要不要去试试。
李老根当时就瞪了眼：“去那地方作甚？一天到晚关在屋里，听着那吓人的机器响，吸一肚子棉絮！”。
“哪有在自家田里自在？工钱？咱家缺那三瓜两枣吗？好好把地种好，把猪喂肥，比啥都强！”。
像李老根家这样的情形，在大夏许多乡村，尤其是土地相对平均、水利设施完善、又靠近经济活跃区域的乡村，并非个例。
大夏立国后推行的“耕者有其田”和轻徭薄赋政策，使得大量农民保有了足以温饱甚至小康的土地。
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和皇室主导的农技改良，如选种、轮作、简单肥料使用等，进一步提高了土地产出和抗灾能力。
而内务府通过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对主要农产品进行“保护性收购”，设定价格下限，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确保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
餐桌上的肉蛋奶鱼，已从难得的奢侈变成了日常的营养补充。
根据户部与皇家科学院联合进行的几次民间抽样调查，大夏核心农业区普通农户人均年肉食，包括猪、羊、鸡、鸭、鱼等消耗量确实达到了二十五至三十五斤，蛋类数量更多。
这不仅意味着蛋白质摄入的显着改善，更象征着普通百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剩余”和选择空间。
当一个人在家乡拥有足以养活全家、还能有所结余的土地，房前屋后就有副业增收，生活宁静安稳时。
他为什么要离乡背井，走进那噪音震耳、空气污浊、纪律严苛的工厂，去从事单调重复、甚至可能危险的工作呢？
除非，工厂能提供远超农业收入的、足以产生巨大诱惑的报酬。
然而，此时的工厂主们，大多还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
投资厂房、机器已经耗费巨资，原材料采购、市场开拓处处需要钱。
他们固然想扩大生产，但也本能地试图压榨成本。
面对农民们“挑剔”的择业眼光，他们既难以承受将工资提高到极具吸引力的程度（那会极大压缩利润），也缺乏其他有效的招募手段。
另一个持续抽走青壮劳力的巨大漏斗，是帝国持之以恒的“移民实边”政策。
东北的辽北、黑水，西北的河西、安西，西南的云贵高原，乃至海外的樱花岛、吕宋、婆罗洲新开辟的种植园和矿场。
都在以各种优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