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皇重新坐回书案后，闭上了眼睛，手指依旧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这一次，他要涤荡的，不仅仅是几个贪官污吏，而是要顺着这些藤蔓。
将那些深植于帝国肥沃土壤之下、历经前朝数百年生长、又试图在新朝借尸还魂的世家残余的根须，狠狠挖出来，曝晒在阳光与律法之下。
政务院的动荡，只是一场大戏的序幕。而全军二级战备，便是他确保这场大戏能按照他的剧本，安全、彻底演下去的最坚实后台。
跳梁小丑？或许吧，但在夏皇眼中，任何敢于挑战新秩序、腐蚀国本的“小丑”，都有资格让他动用“雷霆”手段，将其彻底碾碎，化为新时代路基下微不足道的尘埃。
夏皇御书房那场决定性的谈话后，伴随着军部悄无声息却如精密齿轮般咬合运转的二级战备命令。
一场针对政务院乃至其背后阴影的风暴，以超出所有人预料的速度和力度，骤然降临。
最初的三日，表面风平浪静，政务院那栋宏伟的灰白色大楼依旧车马往来，官员们依旧步履匆匆，会议室内依旧传出各种讨论甚至争执的声音。
但一种难以言喻的、令人心悸的紧绷感，如同无形的水银，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毛孔里。
苏明哲的办公室，成了这场风暴最初也是最核心的漩涡眼。
陈名堂与鲁甸两位副总理几乎将办公地点搬到了这里相邻的小会议室。
窗户被厚重的帘幕遮挡，只有内部通讯器的指示灯频繁闪烁。那两座“文件山”已被分类、编号、摘录，化为一页页写满名字、职务、事项、疑点乃至初步证据的清单。
每确定一条线索，苏明哲的脸色就阴沉一分，陈名堂的眉头就锁紧一度，而鲁甸眼中那股“刮骨疗毒”的决绝就更盛一分。
第四日清晨，监察院院长郑晨，带着一支二十人组成的精干小组，如手术刀般精准地进驻了政务院大楼。
他们没有占用气派的办公厅，而是选择了位于副楼一层、原本用作档案库的几间相连房间。
郑晨亲自指挥，仅用半天时间，就将这里改造得肃穆、简朴、高效，且密不透风。厚厚的隔音材料被临时加装，唯一的出入口由两名面无表情、眼神锐利的监察院行动人员把守。
这里被政务院内部私下称为“一号谈话室”，一个仅仅提起名字就足以让许多人心脏骤停的地方。
风暴，从这一天正式拉开帷幕。
首先被“请”去的，并非名单上最显赫的人物，而是几个看似不起眼却身处关键环节的“节点”。
商业部钱法司一位负责地方税款稽核的副处长（从五品），工部营造司一位主管京城部分官营作坊物料采购的科长（正六品），以及礼部仪制司一位负责外省官员入京接待安排的专员（从六品）。
传唤悄无声息，由监察院人员直接前往其办公室，出示印有监察院钢印和郑晨签名的“协查询证通知”，语气礼貌却不容拒绝：“某某官员，请随我等前往协助调查，了解一些情况” 。
没有镣铐，没有呵斥，但那份盖着鲜红大印的文书，比任何粗暴的拘捕更令人胆寒。
在同僚或惊愕、或探究、或瞬间躲闪的目光注视下，被点名的官员往往脸色“唰”地变得惨白，有人手中的笔掉落在地。
有人腿软得需要扶住桌子才能站稳，却无一敢有丝毫反抗或拖延，只能勉强维持着最后的体面，跟着监察院的人离开。
他们被带进“一号谈话室”，房间内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光线明亮却没有任何装饰。
郑晨并不总是亲自出面，更多是由他手下经验丰富的调查主审官负责。
问题从一开始就直指核心，精准得可怕：“某年某月，你经手的某笔款项，最终流向何处？”。
“某次采购，为何舍近求远、舍优取劣，选择那家商行？”。
“某次接待，超出标准的部分，由何人补贴？事后可有特别关照？”。
起初，还有人试图狡辩、推诿，或摆出无辜茫然的表情。
但很快，当一份份复印的账目单据、往来书信，甚至有些是他们自以为早已销毁的密件、乃至商会内部的分账记录被平静地推到面前时，大多数人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
监察院掌握的证据，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要细。他们这才惊恐地意识到，自己那些以为天衣无缝的操作，在监察院这套结合了传统刑侦与皇室情报系统支持的新型调查体系面前，漏洞百出。
突破口一旦打开，便如溃堤之水，为了自保或减轻罪责，有人开始吐露更多内情，攀扯出上级、同僚，乃至某些“热心牵线”的“体面朋友”。
名单上的名字，如同滚雪球般增加，涉及的部门从户部、工部、礼部，迅速蔓延到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