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听完，李建熙点着桌面，“在这些事实上，让他们如实陈述。甚至可以主动提供一些细节，比如定价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讨论了哪些因素，外部评估报告有哪些局限性。细节越多，听起来越真实。”

    “但有三条红线绝对不能碰。”曹玄成凑过去，声音低了些，“不能提及会长或李在镕专务的任何指示，哪怕是暗示。”

    “不能承认定价是为了经营权继承这一目的，连倾向都不能有。”

    “不能透露战略企划室在其中的协调作用。”

    李鹤洙点点头，“还有，最好，应该给他们一个统一的说法。”

    “比如？”

    “定价是基于对艾宝乐园未来经营的悲观预期。玖六年是什么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的前夜。艾宝乐园当时负债率高，扩建工程超支，管理层判断公司可能面临现金流危机。低价发行债券是为了快速融资，度过可能到来的寒冬。”

    “这个说法有依据吗？”李建熙问。

    “有。”李仁勇从另一份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泛黄的文件，“这是当年三月艾宝乐园经营分析部的内部报告，预测公司如果继续当前扩张速度，可能在第三年出现债务违约。”

    “报告当时被列为机密，但我们可以很不小心的，让检方发现。”

    李建熙接过来，戴上花镜仔细看了看，再抬起头时，说道，“好。但光有报告不够，需要证人。当时经营分析部的负责人是谁？”

    “崔秉旭部长，零两年退休，现在济州岛经营一家小旅馆。”

    “找到他。让他好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必要的话，集团可以收购他的旅馆，出价高一点。”

    曹玄成记录着，突然抬头，“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债券的认购人仅限于会长的子女？如果是为了公司融资，应该面向更多投资者。”

    书房里再次陷入沉默。

    这个问题是案件的核心，也是检方最锋利的矛。

    良久，李建熙缓缓开口，“因为信任。”

    三人愣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