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最厉害的是制度弹性。唐太宗搞‘三省六部制’，门下省专门驳回不合理的诏令，魏征一年就驳回了两百多道圣旨。他还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把百姓比作水。我对比过《旧唐书》和《新唐书》，贞观年间死刑犯从每年两百多人降到二十几人，长安城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纳谏如流’的政治生态，不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民主集中制’里的‘民主协商’吗？制度能纠错，才能避免重蹈‘文字狱’的覆辙。”

    “我补充个文化开放的例子！”

    后排的孙昊同学举着手机跑上讲台，屏幕上是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开元盛世时，长安城里有波斯商人开的胡商邸，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唐律疏议》带回日本，甚至还有黑人担任禁军将领。《唐六典》记载，当时太学里有新罗、百济、高昌的留学生，朝廷还专门设‘市舶司’管理外贸。这种开放包容，跟清朝‘闭关锁国’形成鲜明对比。今天我们搞‘一带一路’，不就是要重拾这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