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跑出磨坊，雪已经埋到膝盖。阿廖沙递给她邮差包：里面是所有通知单的副本，我攒了三年。他咧嘴笑，牙齿在黑暗里白得刺眼，今晚，咱们让上帝睁眼。
他们踩着雪往镇中心走，路过每一户人家，阿廖沙就把通知单副本塞进信箱。雪越下越大，像无数沉默的陪审员。镇公所的铜喇叭突然响了，克鲁托夫的声音在风雪中扭曲：紧急！有人破坏和睦！所有公民立即到广场集合！钟声跟着咳嗽起来，比往常更急促，像垂死者的最后一口气。
广场上的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灯罩上结着冰花，像给每只眼睛戴了副白内障。镇民们裹着毯子出来，手里提着铁锹、擀面杖、圣像框。柳德米拉站在镇公所台阶上，怀里抱着那本《新伦理学》，书页被风吹得哗哗响，像一群扑棱的白鸽。克鲁托夫站在她旁边，手里举着扩音器，腮帮子上的冰碴化了，水顺着脖子流进衣领，像一条逃跑的小蛇。
背叛者就在我们中间！他吼道，她拒绝为多数人牺牲！她要让整个镇子被雪埋掉！
人群骚动起来。卖冻鱼的彼得鲁哈把一条鳕鱼甩在地上，鱼尾巴抽打冰面，像一记迟到的耳光；达吉雅娜用儿童毡靴砸自己的额头，靴底沾着面粉，像给死刑犯涂的圣油。老寡妇抱着三腿猫站在最外围，猫尾巴竖成问号，仿佛也在问为什么。
斯维特兰娜走上台阶。雪落在她睫毛上，像给眼睛钉了棺材钉。她打开邮差包，把通知单撒向空中。羊皮纸在风里打转，金箔反射路灯，像一场逆向的流星雨。人群突然安静了，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或亲人的名字，用血印泥盖着字。
你们真的相信，斯维特兰娜的声音比雪还轻，牺牲一个人就能让雪停吗？
克鲁托夫扑过去抢通知单，却被柳德米拉绊倒——秘书的钢笔扎进他小腿，血喷在《新伦理学》的封面上，像给书名加了个感叹号。人群开始后退，有人开始哭，哭声在广场回荡，像一群找不到巢的渡鸦。
就在这时，教堂的钟突然不咳嗽了——它彻底哑了。雪崩般的寂静中，老磨坊的方向升起一股黑烟，像一条挣脱锁链的龙。库兹马站在磨坊门口，手里举着燃烧的颠茄汁，独眼眼眶里塞着斯维特兰娜的羊毛裙碎片：她没喝！她让我们都活下来了！
人群转向克鲁托夫。镇长爬起来，想往镇公所跑，却被阿廖沙的口哨定住——口哨的旋律变了，是《三套车》的主歌，听起来像冰做的马在倒着跑。镇民们一步步逼近，他们的影子在雪地上连成一片，像一片会走路的沼泽。
翌日清晨，白桦镇的霜雾尚未散尽，那块新刨的松木牌已悬在教堂门楣的老钉子上。黑漆未干的字迹在寒风中微微反光，像七道结痂的伤口：“为少数人牺牲多数人是自然法则。”落款处“全体镇民”四个字写得格外工整，仿佛每个字母都浸过集体决议的墨汁——可若你凑近细看，会发现漆面下隐约透出昨日木牌被刮除时留下的血丝般的木纹。斯维特兰娜裹着貂皮领大衣站在雪地里，新任镇长的胸针别在左心口位置，却总让人错觉它别在肋骨缝里。她第一道命令是拆钟。当教堂铜钟轰然坠地时，惊起一群乌鸦，它们盘旋的阴影掠过斯维特兰娜的脸——那张曾为圣像描过金粉的脸，此刻在铜绿碎屑中浮起一丝近乎虔诚的决绝。熔炉昼夜不息，七盏铁铸路灯在第七夜次第亮起。灯罩是倒悬的心脏形状，腔室里燃烧的不是煤油而是液态月光（镇上铁匠后来醉醺醺地发誓：那晚熔炉里分明翻滚着半融的《圣经》烫金封面）。最奇的是雪片落在灯罩上竟不凝结，反而蒸腾起淡蓝雾气，像七缕不肯安息的魂灵在低语。
老磨坊的水车停转了，吱呀声被书页翻动声取代。库兹马守着图书馆的橡木柜台，他那只玻璃义眼如今成了飞蛾的巢穴。蛾翼每夜扑向灯泡的噼啪声，总让借书的孩童捂住耳朵——“它在撞颠茄花呢！”一个缺牙女孩突然尖叫。众人细看，灯影里飞蛾触须确如毒草般蜷曲，而库兹马空洞的眼窝深处，竟有暗红浆果般的反光在轻轻搏动。阿廖沙的邮差制服换了铜纽扣，帆布包里塞满借书证。某次他递证件给瘸腿老兵时，证件边缘不小心划破老兵掌心，血珠渗进纸纹的刹那，老兵突然攥住他手腕：“这血……能还清我欠阵亡兄弟的债吗？”阿廖沙没回答，只把包里最后一张证塞进老人怀里——那是本缺了封面的《战争与和平》。
柳德米拉在冬至夜掘开三尺冻土。她将《新伦理学》埋进雪坑时，书页间掉出半片干枯的勿忘我。当白桦树苗破雪而出，树皮在月光下渗出七个凸起的字母，像大地用骨节刻下的墓志铭。第二年春天，树冠刺穿镇公所旗杆的阴影，字母在风中沙沙作响：“别原谅”。镇民们绕着树走，靴子踩碎的不只是积雪——某个醉汉试图用斧头劈开树干，斧刃却在触到“别”字时锈成了一簇铁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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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克鲁托夫？面包房女工玛露霞赌咒说见过他牵着三腿黑猫走进针叶林，猫的独眼映着雪光，像颗被遗弃的玻璃弹珠；扫烟囱的老头则坚称地窖面粉袋上有新鲜牙印。但达吉雅娜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