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库琳娜用铁棍拨火，让焰舌舔得像集体农庄宣传画里的麦浪。
“先烧鞋，再烧衣，最后把粮票丢进去，让他找零。”老妪吩咐。
火噼啪作响，升起一股甜腻的油脂味，像有人在烤不新鲜的猪皮。烟气盘成柱状，久久不散，顶端竟显出男孩的上半身：风衣铜扣全部解开，胸腔里空洞得能望见对面的星。他抬起手，把一颗乌黑的麦穗抛向安娜。麦穗在半空炸裂，飞出无数细小的黑粉，沾在她睫毛上，像一场逆向的雪花。
“尺码量好了。”老妪用铁棍敲碎火堆，“以后别走夜路，他再喊你，你就报我名字。”
回宿舍的路上，要经过一段废弃的有轨电车轨道。霜把枕木刷成银色，踩上去会发出饼干碎裂的脆响。
安娜走到轨道中央，忽然听见身后有风衣下摆扫过铁轨的金属声——嗤啦、嗤啦，节奏与她心跳完全一致。她回身，看见远处立着那个瘦长的剪影，铜质像章在夜色里反射着极微弱的光，像一枚被挖出的扁桃体。
“东西已经给你了。”男孩的声音贴着耳背响起，可前方剪影的嘴并未开合，“别忘了穿。”
她低头，发现自己身上不知何时已套上那件藏蓝色长风衣，尺码大得可以把整个人对折装进去。袖口内侧缝着一块旧布标，上面用墨水写着：
“安娜·斯捷潘诺芙娜，1989—？，楚良村梁街第三间，待取。”
她想扯掉风衣，却发现扣子全部长进肉里，每扯一下，肋骨就发出拆卸木箱的闷响。
之后她再没梦见过男孩，却开始持续低烧。
X 光片显示，她的胸腔里出现一条笔直的“气体带”，从喉结一直延伸到横膈膜，边缘整齐得像被镰刀割过。呼吸科主任对着灯箱看了半小时，只憋出一句：“像一条还没通车的隧道。”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罗科索夫斯克市降下第一场雪。
雪片不是落，而是像被谁从高处撕碎的公告纸，一片片贴在窗棂、灯柱、电车顶棚，也贴在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滚烫的眼皮上。她请了病假，揣着肺部那条笔直的“气体隧道”，坐上东去的慢车。车厢里，暖气坏了，乘客们把冻僵的手插在别人的大衣口袋里，像集体主义时代共享的最后一碗热汤。
共青城在雪幕里显得比实际年纪老。母亲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站在月台，举着一把掉光了漆的搪瓷茶缸——不是接人，而是接雪。“让雪先进家门，”她说，“这样屋里就不会太冷。”安娜想笑，却咳出一团白雾，雾里有细小的黑屑，像霉烂的麦穗。
母亲把她少年时的相册搬出来，橡木封面裂着口子，像干涸的河口。她们一页页翻，像在翻一条被官方修志时删掉的支流。初二那年的集体照背面，果然有一行铅笔字：
“赠给安娜，愿你在更大的集体农庄里，继续做优秀的少先队员——莫恰洛夫”
字迹被橡皮擦过，却仍留下淡痕，像一条不肯愈合的疤。铅笔屑在纸缝里发出轻微的“嚓嚓”声，仿佛有人仍在暗处继续擦，要把整段记忆擦成白纸。
母亲眯眼回忆：“那年暑假，你去南方姑妈家玩，回来嚷着说看见麦田全部变黑，像被火烧过。我还以为你中暑。”
“姑妈家在哪儿？”安娜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空罐头里传出。
“地图上没有，”母亲耸肩，“集体农庄撤销后，地名就被墨水涂死。我只记得信封上写过‘楚良’两个字，邮戳却盖在湖北。”
窗外雪越下越大，像无数张被撕碎的粮票，正从天空撒向大地。安娜把相册合上，却合不住“楚良”二字在纸脊里发出的轻响——像铜扣相撞。
夜里，壁炉的火舌舔着湿柴，发出老人咳嗽般的喘声。母亲睡去，床头闹钟的秒针每走一步，都发出“克拉——”一声，像在把玻璃切成更细的玻璃。
安娜听见衣柜门自己打开。
铰链没有响，是门里的黑暗先一步溢出，像被释放的集体化档案。藏蓝色风衣悬在衣架中央，铜扣反射着雪光，像一排小小的镜子。镜面里，男孩的脸浮出来，这次他不再苍白，而是带着高烧般的潮红，仿佛体内正举行一场小型的十月革命。
“衣服合身吗？”他问。声音像从烟囱里滚下来，带着煤灰与冷灰。
安娜伸手去摸，却抓到一把空气——风衣仍在，镜中影像却空了，只剩铜扣互相碰撞，发出极轻的“咔嗒”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拆卸骨骼，又像是有人在很近的地方组装骨骼。
她忽然明白：男孩要给的“东西”，从来不是实物，而是把她也缝进这件风衣里，让尺码刚好，让布料记得，让穿的人再也脱不下来。
她想合上柜门，却发现自己的影子被钉在风衣内侧——像一张尚未干透的底片，正被布料一点点吸进去。影子在挣扎，影子在笑，影子在敬礼，影子在集体农庄的麦浪里变成黑海。
翌日清晨，母亲在厨房发现她。
安娜端坐在餐桌旁，双手平放膝盖，身上穿着那件过于宽大的藏蓝色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