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立马拉下脸对邓绾呵斥道：“这些话是谁让你说的？”
见神宗大怒，邓绾顿时感觉自己完蛋了。很明显，他这记马屁拍到了皇帝的脸上，而他也正因为自己的这个愚蠢的行为而把自己的一生都给毁了。在神宗的再三斥问下，邓绾把那个唆使他这样干的那人给拱了出来——王安石的门客和家臣练亨甫。
练亨甫这人向来与王雱交善，而他也正是靠着这层关系才能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王雱的死对他而言无异于断了向上攀爬的台阶，而王安石就成了他唯一的希望。简而言之，只要王安石不倒他就可以一直在这棵大树下享受庇荫。于是乎，练亨甫与他同病相怜且又不谋而合的邓绾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如此也就有了邓绾为王安石请恩的这一幕。
邓绾将练亨甫给搬出来让神宗一时也不好给这件事下定论，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事真的就是王安石在幕后指使。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赵顼让王安石的亲家、枢密使吴充亲自去王安石府上询问此事。王安石闻言之后是惊恐万分，邓绾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他好，但实际上却几乎等同于把他架在火堆上去烤。
王安石紧急提笔给赵顼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书，除了说明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外，王安石还指责邓绾身为御史中丞却做出此等谄媚之举实在是“极辱国体，当处以典刑”，而身为宰相家臣和近臣的练亨甫本就不应与朝廷官员私相交通，所以练亨甫也必须予以严厉惩处。
皇帝和宰相同时愤怒，如此局面之下邓绾和练亨甫自然是乌纱不保。邓绾在往后的十年里一直都在外地为官，终其一生也再没有重回开封，直到他在五十八岁那年病逝于邓州。或许邓绾这个官迷一直都曾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位列宰辅，但这个梦想他至死都不曾触摸到边角，不过他的两个儿子倒是会替他弥补这个遗憾。
邓绾和练亨甫的遭贬也加速了王安石政治生命的结束。以王安石当下的实力和威望，再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如果他仍然继续当宰相是不会有任何阻碍的，可这种事只有王钦若和蔡京之类的人才干得出来。王安石毕竟是传统的士大夫，他爱惜自己的名誉和清誉，而且他也绝非名利之徒，邓绾这次的不当之举也给了他自我请罢的绝佳理由，因为邓绾是他当初极力举荐和提拔的。邓绾如今犯事自然也就说明他王安石有用人失察之罪，此外，练亨甫作为你宰相府的家臣和属官，你王安石同样负有驭下不力之罪。
在邓绾事发之后，王安石第一时间上奏请求引咎辞职，而在经过前后十余日的数次上请后，神宗这一回竟然就同意了王安石的奏请。
王安石以节度使兼领使相的职衔再度担任江宁知府，而他这一走也就彻底地告别了帝国的顶级官场。从此，这世间再无宰相王安石，有的只是一个再无任何政治抱负。且一心求佛问道的儒家老者
我们这时候是否应该为这位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政治史上都打下了深重烙印的老人感到遗憾和惋惜呢？大可不必！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相信这首诗我们很多人都对其非常熟知，这正是王安石在公元1075年2月收到神宗皇帝的诏命准备动身回到开封再次出任宰相之时所作的《泊船瓜洲》。
从这首诗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发现王安石这时候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朝堂之上，因为他这一次回京不是为了重回权力巅峰再隆重地闪耀一回，他只是为了充当一回临时的救火队员。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宋朝与辽国之间的边境纠纷，其次就是整顿因为吕惠卿的野心勃发而渐渐失序的朝堂和朝纲。
作为一个对权力和物质享受都没有欲望和执念但却又心怀天下的书生，王安石这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找到并推行一条可以让宋朝从各种积弊当中挣脱出来并再次振作的道路，而这个追求在他两年前第一次罢相时就已经实现。新法当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全面推行，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已经被彻底打倒，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照此道路继续走下去，宋朝必然迎来极盛时期。再者说，两年前神宗不过才二十六岁，王安石没有任何理由不对宋朝的未来感到乐观。这也就是说，当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时，他此生在政治上就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从始至终王安石都只是想做一个指路人和引路人，他并没有想要亲手去建立一番丰功伟业的抱负和野心，这是神宗皇帝该去做的事。他只是一个臣子，或者说是一个老师，他的任务就是把神宗皇帝引上那条富国强兵之路，然后他再悄然离去，他把搭建好的舞台留给了皇帝，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历史可以证明，神宗皇帝绝是一个坚定的变法派，尽管在新法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