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性率直的王安石特意写诗一首宽慰曾巩并为以此其高调站台，此即王安石的那篇《赠曾子固》：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王安石这首诗里最后一句里的这个“班”特指班固，“扬”则是指汉代的儒学和文学宗师、更是被后来的儒家子弟奉为圣贤的扬雄，此二人皆以善赋而在后世文坛光耀千古。整首诗首先高度肯定了曾巩的文学成就，随后又对曾巩的德行进行了赞扬并斥责了那些诽谤曾巩的小人，但王安石最后这一句才是亮点，他说曾巩即使终生未能出头以至贫贱而死，但他死后的声名和历史地位却能和班固、扬雄相提并论。
王安石的这番评价可谓高至极矣，而曾巩能被一代散文大家如此赞誉也就可以想象得到他当时的文学功底和地位已经到了何种的高度。除了王安石，后来与曾巩同科中榜的另一位散文大家兼超级网红苏轼也对曾巩评价甚高，他在曾巩后来外任越州为官时也写了一首诗赠与曾巩——《送曾子固悴越得燕字》，诗中有言：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能够被王安石和苏轼这二人都对其以“曾子”相称，我们这里还需在文学造诣上再为曾巩多言吗？
在家乡沉淀十年之后，曾巩在三十八岁这年与自己的两个弟弟曾牟和曾布一同考中进士，一代文学宗师的人生总算是拨开云雾见朝阳。当然，这其实还得感谢曾巩的恩师欧阳修，如果这次的科考主考官另有其人，曾巩的命运犹未可知。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曾巩先是在地方任职，一年之后就被欧阳修举荐担任馆阁校勘和秘阁校理之类的两制预备官，而这十年的打磨和历练也让曾巩成为了唐宋八大家里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家。正是由于他的精心收集和整理才让《战国策》和《说苑》这两部古书得以相对完整地流传后世，而唐代第一才子李白的作品集《李太白集》也是由他参与校勘而成，但曾巩在史学上最重大的贡献则是他校订了唐朝的律书《唐令》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三部南朝史书，也就是流传于今的《南齐书》《梁书》《陈书》。
公元1069年，熙宁变法的大幕正式拉开，当自己的弟弟曾布开始得到王安石的重用并就此在北宋政治舞台的中央崭露头角时，作为欧阳修的嫡传弟子、作为王安石多年的好友，曾巩似乎应该从此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曾巩虽然也支持王安石进行变法，但在方式和方法上他俩各执己见。曾巩主张变法应该先教化民众，然后进行试点，最后才是颁布法令予以全面实施，但这在王安石看来这简直就是太过理想主义的腐儒思维。别的不说，单是司马光之辈就足以让王安石用尽一生去教化也未必能成功。这其中的是非对错我们不予置评，结果就是王安石和曾巩谁也说服不了谁。作为至交，作为以君子之道践行人生的忠实儒家子弟，曾、王二人不但没有因此而反目成仇，甚至连一个字的恶语也没有吐露，这一点同为王安石好友的司马光和吕公着都没有做到，但曾巩做到了。
为了避免二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次加剧，也是为了能让彼此间的情谊能够继续维持，曾巩主动上疏请求外任。于是，这就有了曾巩前往越州为官的事，而苏轼也正是因此而写了他的那一首《送曾子固悴越得燕字》。
话说神宗当初本来准备对曾巩予以重用，但在征求吕公着的意见时，同为王安石早年好友的吕公着对曾巩做了这样的一番评价：“曾巩这人不适合混迹于人情世故的官场，但主政一方倒也还行，可曾巩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是他的文章写得好。”
一言蔽之，曾巩是一个学者型、专家型的人才，让他当个参谋或市长足可胜任，但要对其委以朝廷政务却值得商榷。按照史书的说法，神宗正是因为吕公着的这番话而没有对曾巩另行重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公着其实还是看人很准，至少准了一半。外放越州后，曾巩再次开启了人生的又一个长达十年的旅程。在主政地方的这十年里，曾巩先后在越州、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地担任地方长官，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治理地方的干吏且深受各地百姓的爱戴和赞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曾巩虽然在变法上和王安石有分歧，但他并不像范纯仁、富弼和司马光那样在地方上对新法的施行阳奉阴违小动作不断。作为地方官，新法的每条法令他都照准施行，而对于新法当中的某些过激的条令，曾巩在不违背新法整体意志的前提下适当做出了一些温和性的微调从而保障了新法的顺利施行。某些民间野史说曾巩自从外任之后就和王安石老死不相往来，但事实上这两人终其各自的余生都情谊未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二人才是真正地诠释了何为君子之交。
转眼间，曾巩已步入花甲之年，公元1080年他被神宗下诏留京担任三班院勾判。此时的曾巩早已在文学和史学界奠定了其一代宗师的地位，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