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雄转过身。“但现在办不了。”刘正茂迎着他的目光，语气平静而坦诚，“一是缺钱，二是缺技术。压力锅是高压容器，涉及安全，没有专业工程师，没有合格设备，我不敢上。风扇稍微好一点，但要有模具、有冲床、有漆包线，也不是随便搭个棚就能敲出来的。”
“那要多少钱？五十万？”
“五十万是我吓唬秦主任的。”
刘正茂笑了
，嘴角微微扬起，露出几分只有私下才会流露的促狭。那笑容很快收敛了，他认真地摇摇头：
“具体要多少钱，我得先拿到图纸、弄清楚工艺、列出设备清单，才能估算个大概。现在还只是有个想法，八字没一撇。”
郭明雄望着他。
他望着刘正茂那张年轻的脸，望着他眼睛里那一点
沉静而笃定的光。他想起去年春天，这个知青刚来大队时，还是个文文静静、说话轻声细语的城里后生；想起他第一次在大队会上提出办养殖场时，自己坐在角落里，半信半疑地看他；想起他为了试验建房新法，自家掏钱先盖“实验房”，欠了一千多块债；想起他每次去省城回来，包里总揣着几份新写的计划书，上面画满密密麻麻的箭头和批注。
他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怀疑有点可笑，又有点愧疚。
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自觉地抬高了几度：“刘知青，只要你决定要上这些项目，大队一定尽全力支持你。就算把养殖场的猪、鸡鸭全卖了，我也想办法给你凑这笔启动款。”
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几分
自己都没察觉的豪迈：“咱们樟木大队要想当全国模范，必须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刘正茂没有马上接话。他望着眼前这个年过半百、鬓角已经花白的汉子，望着他脸上那道从眉骨斜划到颧骨的旧疤——那是当年在边境巡逻时被弹片擦伤的，几十年了，颜色早已褪成淡红，像一道刻在土地上的河床。他望着郭明雄那双布满血丝、却依然亮得惊人的眼睛，忽然有些恍惚。
去年春天，他刚穿越到这具身体上时，郭明雄还不是支书，只是个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民兵连长，罗迈才是那个拍板定舵的人。那时候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粗犷、不善言辞的退伍军人，会有这么大的心气。
他也知道，这份心气，是把双刃剑。
“郭支书，”他轻声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稳稳地落在沉默的房间里，“你还记得大跃进吗？”
郭明雄愣住了。
他站在那里，像被一道无声的雷劈中。脸上的豪迈一点点褪去，先是眼里的光暗了，然后是眉峰的弧度软了，最后连那道旧疤都似乎黯淡了几分。他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慢慢地低下了头。
他当然记得。
那几年他还在部队，驻防在北方边境。连队的黑板报天天宣传“亩产万斤”的喜讯，他年轻，信了，写信回家报喜。回信迟迟不来，等来了堂叔饿死的消息。
他退伍回来，村里还有老人说起那几年，说着说着就掉眼泪，掉完了又沉默地别过脸去，不再开口。“我记得。”他的声音很低，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捞上来。
“那时候的教训，就是脱离实际，头脑发热。”刘正茂没有看他，目光落在窗外黑沉沉的夜色里。
远处稻田上空，没有月亮，星星却格外地亮，密匝匝地铺了大半个天。“口号喊得震天响，指标层层加码，报喜不报忧，最后伤了元气，好几年都缓不过来。咱们现在比那时候好，有饭吃、有衣穿、分红也高。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提醒自己——”
他转头，看着郭明雄，目光平静而坦荡，没有任何责备，只是在陈述一个他们
都心知肚明的道理：“不能重蹈覆辙。”
郭明雄没有说话。
他只是点了点头，那点头的动作很慢，很沉，像是在把这句话一点一点地压进心里。压进那道旧疤下面的某个角落，压进这些年
当兵、务农、当干部攒下来的所有经验和教训里。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有些发涩，像是生锈的门轴被用力推动：“我就是……听秦主任说，咱们要学大庆、学大寨，心里就痒了。当干部的，谁不想自己带着的集体出人头地，谁不想让上级多看几眼、让兄弟单位羡慕几分？”
他顿了顿，自嘲地笑了一下，那笑容在嘴角只挂了半秒便消失了，“可我忘了，大庆是大庆，大寨是大寨，他们的路是他们自己闯出来的，不是学别人学出来的。人家那是从石头缝里、烂泥地里硬生生刨出来的。咱们要是光想着学样子，不学人家的实劲儿、韧劲儿，到头来就是个四不像。”
他抬起头，目光里有几分疲惫，更多的是清醒之后的释然。那释然不是认输，是退一步看清了自己的位置。
“刘知青，往后你多提醒我，也多提醒昌明。”他的声音很郑重，不像在托付一件事，更像在履行某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