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茂被将了一军，看着宁思浔期待的眼神，哪里敢说不欢迎，只好笑道：“当然欢迎啊！求之不得呢！那咱们说好了，明天我们从杭州上车，挨个车厢找你。”
原来，宁思浔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从小在弄堂里就备受冷眼。邻居们怕惹事，都不让自家孩子跟她多玩。上学后，同学们也顾忌这个，政治正确压倒一切，没人敢跟她这个“黑五类”子女走得太近。她几乎没有朋友，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孤独和小心翼翼中度过的。
去年她去江南省，刘正茂、鹿青、洪胜等人热情地接待她，请她吃饭，陪她游玩。刘正茂还叫来了几位在省城的女同学，加上鹿青的女朋友罗红英，一群年轻人陪着她，谈天说地，游山玩水，根本不在乎她家是什么成分。那种平等、友好、毫无芥蒂的相处，让她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友谊和温暖，让她记忆深刻，时常怀念。
现在，她手里有钱了，也不用再为生计发愁辍学打工，时间自由。所以，她想再去那边玩玩，重温那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当然，昨天她母亲见过刘正茂后，话里话外流露出不反对她和刘正茂交往的意思，这也是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女的心事，像春风里悄悄绽放的花苞，带着羞涩和试探。
“那感情好！”宁思浔开心地笑了，“我明天下午在车上等你们！”
因为明天要起大早赶火车，刘子光不敢放开喝酒，早早地就放下了酒杯。郭明雄也惦记着行程。又坐了一会儿，聊了些闲天，三人便起身向陈顺一家告辞，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然后回到住处休息。
躺在床上，刘正茂心里还在琢磨宁思浔明天要跟着去江南的事。这姑娘，胆子倒是不小。不过，去玩玩也好，让她散散心。只是，该怎么安排她呢？住哪儿？怎么跟大队里解释？唉，明天上车再说吧。他想着想着，困意袭来，渐渐进入了梦乡。
翌日清晨，天色尚未全亮，弄堂里还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空气清冷。刘正茂、郭明雄、刘子光三人已经起床，简单洗漱完毕，提起简单的行李——主要是刘正茂的一个帆布挎包，郭明雄和刘子光各自的小包袱——走出门去。
弄堂口，果然已经有两辆人力黄包车在等候。车夫是鲁嫂的丈夫和他的搭档，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皮肤黝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脖子上搭着毛巾。看到刘正茂三人出来，连忙殷勤地迎上来，帮忙把简单的行李放在脚踏板旁。
“三位同志，去火车站是吧？请上车，坐稳咯！”鲁嫂的丈夫憨厚地笑着。
这段路大约有七八公里，车夫要价五块钱。这价格在当时绝对算高价了，几乎是国营出租车起步价的两倍。但这是凌晨的私活，又赶时间，车夫要承担风险，而且两人平分，每人能得两块五毛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刘正茂没有还价，爽快地付了钱。郭明雄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忍住了。刘子光倒是饶有兴致地观察着黄包车的构造和车夫拉车的姿态。
坐在微微摇晃的黄包车上，穿行在尚未完全苏醒的沪市街道，郭明雄心里还是有些别扭，但看着车夫卖力奔跑、汗湿脊背的样子，又觉得刘正茂说得也有道理。这钱，是他们靠力气挣的。
非年非节，出差的人不多，火车站售票窗口前没什么人排队。他们顺利买到了三张去杭州的硬座票。早上6点20分，列车准时启动，载着他们离开了沪市。
上午十点多，火车抵达杭州站。三人出了站，按照徐厂长给的地址，一路打听，找到了那家位于城郊的人造革厂。厂子规模不算小，高高的烟囱冒着烟，围墙刷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语。但走进厂区，能感觉到一种沉闷和散漫。来到接待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表情有些冷淡的男同志接待了他们。
听说他们是江南省来的，想了解人造革产品，并询问采购事宜，那位接待人员的态度立刻就变得不咸不淡起来。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眼皮都没怎么抬，从头到尾都没给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倒一杯水。回答刘正茂关于产品规格、性能、价格、供货周期等询问时，也是用一种近乎敷衍的、带着明显不耐烦的腔调，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多一个字都懒得说。
郭明雄耐着性子，陪着笑脸问：“同志，如果我们大队以后想从贵厂进一些人造革，不知道能不能给点指标？或者，需要我们大队或者公社出什么证明吗？”
那接待人员闻言，抬起头，用一副“你们怎么这么不懂规矩”的眼神瞥了郭明雄一眼，语气生硬地说：“同志，我们厂的产品，那是计划内的紧俏物资！必须先去市工业局拿批条，由市里统一调配。不是谁想要，就能要得到的！你们大队？公社？隔着省呢，想都别想！”
话说到这个份上，简直是当面打脸，连基本的客气都欠奉。刘正茂的脸色沉了下来。他知道，这是典型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再谈下去，除了自取其辱，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这样，那就不打扰了。谢谢。”刘正茂站起身，语气平静，但眼神里已没有了丝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