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领导？”大佬听到这个名字，猛地坐直了身子，眼里闪过一丝震惊与追忆，“他竟然在我们省？”原来，当年打过长江后，大佬是南下工作团的普通成员，而他怎么也没想到，昔日意气风发的老领导，如今在此地，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接下来大佬又详细询问了老王的近况：身体怎么样？在大队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故意刁难？刘正茂一一如实作答，说起老王在大队里工作的那些事，语气里满是敬重。大佬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心里暗暗做了决定，要想办法为这位老领导做些什么。
起初，这次召见本是因老人家得知有人曾救过自己的亲人，而他年事已高，愈来愈靠近人生的终点，对过往的回忆愈发浓重，便想亲眼见见这位救人者，听他讲讲当年的故事，了却一桩心愿。
而今天，江南省大佬受组织委托而来，本是做接见前的最高级别一次甄别，确保不会出任何纰漏。可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惊喜——刘家小子刘正茂，不仅能对语录信手拈来，更能将语录里的道理落到实处，在樟木大队干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
大佬越看越满意。刘正茂是江南省人，相当于本省“培养”出的人才，说出去脸上有光。更难得的是，他在回答问题时，从不贪恋个人功劳，总能实事求是地把成绩分摊到各级领导身上，仿佛自己只是个旁观者、讲述者，这份沉稳与通透，远超他的年龄。
比如，他会郑重感谢江南省专职书记民化同志，说正是因为对方审阅《愿景计划》后，力排众议提出在樟木大队进行小规模实验，才有了后来的发展；会提到市革委杜副主任，说对方在政府部门间为樟木大队协调了无数关系，打通了不少关节；还会说起高岭县革委主任秦柒，说他亲自到樟木大队蹲点，吃住在社员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计划的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他也没忘了基层的同志，说起樟木大队前后三任支书和大队长，语气里满是敬佩：“是他们带着社员没日没夜地干，任劳任怨，呕心沥血，才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让樟木大队从全县生产总值倒数第一、社员们在春荒时靠返销粮渡命的穷队，一跃成为占全县生产总值六成、精神文明和物资文明双丰收的标兵单位。”
樟木大队能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绩，作为江南省的“一把手”，大佬自然与有荣焉。更让他看重的是，他仿佛挖到了一块璞玉——解放以来，能背语录的人数不胜数，能埋头干实事的人也不在少数，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像刘正茂这样，能把语录里的思想和具体工作紧密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的基层干部，他还是头一个见到。
大佬坚信，老人家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年轻人，一定会非常开心。老人家一生都在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渴望看到自己的思想能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刘正茂，无疑就是这种理念最好的践行者。
在详细询问了樟木大队发展的诸多细节——从杂交水稻的试种面积到工厂的生产效益，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到社员的平均收入——确认每一个数据都扎实可靠后，大佬脸上的笑意愈发浓厚，带着满心的满意离开了远东宾馆。
就在大佬探望后的第三天中午，中办的徐世宏再次出现在远东宾馆。他脚步匆匆，进门后没多余的寒暄，直接宣布：“刘圭仁同志，华潇春同志，刘正茂同志，请马上收拾一下，跟我走。”
刘家人本就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闻言立刻行动起来。华潇春仔细抚平了刘圭仁中山装的褶皱，刘正茂把那本《樟木大队社会主义新农村愿景计划》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前后不过十分钟，就跟着徐世宏上了车。
车里早已坐着另一位同志，他见人坐稳了，便利用路上的时间，严肃地向刘家人宣布接见纪律：“第一条，接见时间控制在十五分钟，请各位把握好分寸；第二条，见到老人家后，要保持克制，无论心里多激动，都不能失态；第三条，不要主动挑起话题，老人家问什么就答什么，回答要简洁明了，不要说无关的话。”
刘圭仁和华潇春听说是只有一刻钟的接见时间，心里都泛起一丝遗憾——盼了这么久，竟只能待这么短的时间？但他们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半句不敢多言，只能把遗憾悄悄憋在心里，暗暗祈祷时间能过得慢一点。
车子缓缓驶入一处庄严肃穆的院落，最终停在一栋古朴的建筑前。刘家人跟着徐世宏往里走，脚下的青石板路被踩得光滑，两旁的松柏郁郁葱葱，透着一股沉静的力量。
原本计划的十五分钟接见，却因为刘正茂这颗“新星”的出现，远远超出了时间。老人家对《愿景计划》的来龙去脉、实施过程中的种种细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会儿问杂交水稻的具体亩产，一会儿问大队工厂的生产情况，一会儿又让刘正茂讲讲如何让社员们心甘情愿地跟着干。
刘正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