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吃完饭，市里派车送刘家人回樟木大队。上车时，杜副主任特意拉住刘正茂，笑着提醒：“你们大队可是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乡亲们怕是等不及了，回去得快点露面才行。”
刘正茂笑着应下，心里却明白，这次回到樟木大队，等待他的恐怕不只是乡亲们的笑脸，还有更重的担子。车子驶出市区，朝着熟悉的乡村方向开去，窗外的稻田一望无际，绿得晃眼——那是他奋斗的地方，也是他未来要扎根的土壤。
接到市里周秘书打来的电话时，刘正茂副大队长一家已坐上吉普车，正行驶在返回樟木大队的土路上。窗外，冬日的田野略显萧瑟，远处低矮的丘陵轮廓模糊。车厢内，刘圭仁和华潇春靠着座椅，脸上带着长途奔波后的疲惫，也有一丝近乡情怯的恍惚。刘正茂坐在副驾驶位，目光望着前方蜿蜒的道路，心中思绪翻腾。
市革委曹主任和杜副主任的接待犹在眼前，那些含蓄的探询、克制的热情，都让他明白，此行带回来的不只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可能改变许多人命运的责任。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放在脚边的那只牛皮纸箱，箱子里那些从那里带回的物件，此刻静默着，仿佛也承载着某种未明的寓意。
这个来自市里的电话，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樟木大队激起了层层涟漪，更是迎接行动的最终动员令。大队部那只有些斑驳的灰色高音喇叭，很快传出了副支书何福营高亢而略带沙哑的喊声，这声音瞬间划破了午后乡村的宁静：
“各单位请注意！各单位请注意！刘正茂同志觐见归来，三十分钟后将到达大队！请各单位按照提前布置的方案，各就各位，做好迎接刘正茂同志的准备！再通知一遍……”
“觐见”这个词，是何福营特意从公社宣传干事那里学来的，他觉得这比“接见”更显庄重、更有分量。喇叭声在空旷的田野和屋舍间回荡，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紧迫感。
这声音如同一道无形的号令。刹那间，整个樟木大队仿佛从短暂的午间歇息中惊醒，迅速沸腾起来。散布在村舍各处、田间地头的社员和知青们，无论在忙着什么，都立刻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男人们匆匆套上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山装或洗得发白的工装，女人们理了理鬓角，孩子们则被大人叮嘱要“守规矩”。
人们从各自的家中、集体宿舍里快步跑出，脸上洋溢着兴奋与好奇，相互招呼着，朝着几天前就已反复演练过的指定位置——大队部前那条主干道的两侧——迅速汇集、列队。虽然场面有些忙乱，脚步杂沓，尘土微扬，但人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近乎节庆般的激动神情。孩子们在队伍缝隙里钻来钻去，又被大人们轻声呵斥着拉回行列。
刘正茂全家受到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接见，这在所有人看来，是通了天的大喜事。这荣耀的光环，首先笼罩了刘家，随即迅速扩散，照亮了整个樟木大队。大队的干部们腰杆挺得更直了，社员们也觉得脸上有光，走在邻村人面前，仿佛底气都足了几分。不仅如此，这份荣光还在以樟木大队为圆心，向更外围波荡开去——刘圭仁户口所在地的十二铺街街道居委会，早已将写有“热烈祝贺我街道居民刘圭仁同志之子刘正茂受到亲切接见”的红纸喜报贴在了宣传栏最显眼的位置；刘圭仁的原工作单位，市蔬菜公司的领导，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言语中颇有些“与我们单位也颇有渊源”的意味。一种奇妙的、与有荣焉的情绪，在相关的各个层面弥漫开来。
“咚呛、咚呛、咚咚呛……” 铿锵喧闹的锣鼓声骤然响起，打破了人群聚集带来的嗡嗡低语，将气氛瞬间推向高潮。当那辆熟悉的草绿色吉普车出现在道路尽头，扬起一缕淡淡的烟尘时，负责指挥欢迎仪式的何富荣（他与副支书何福营是堂兄弟，负责具体行动）站在一个临时搬来的条凳上，神情激动，用力将高举的右手向下一挥！仿佛接到了进攻的号令，锣鼓队卖力地敲打起来，鼓点密集如雨，锣钹铿锵震天；早已挂在大队部门口老樟树横枝上的十万响鞭炮，被机灵的半大小子“序伢子”用一根燃着的香头勇敢地点燃，刹那间，“噼里啪啦”的爆炸声如同疾风暴雨般席卷了整个场地，浓烈而熟悉的火药味瞬间弥漫在空气中，红色的纸屑漫天飞舞，如同下了一场喜庆的雨。
就在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炽烈声浪中，道路两侧早已列队等候的欢迎人群，在知青代表、负责文艺宣传的冯婷挥舞手臂的指挥下，发出了整齐划一、充满热力的呼喊：
“欢迎刘正茂同志载誉归来！”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冯婷的脸因激动而泛红，手臂有力地上下挥动，确保口号节奏一致，声音洪亮。这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与锣鼓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几乎要掀翻屋顶的热潮。这呼喊，绝非仅仅是演练好的形式。许多社员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微露，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感到振奋与光荣。因为他们朴素地相信，刘副大队长带回来的，是那位深受爱戴的老人家对他们樟木大队所有人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