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禹从引诱辽国增加魏国外患、引诱魏国增加纸币引发、调动海东海军逼迫魏国进一步扩充海防这三点阐述了对一个国家内外的围剿。
其中一个核心：增加魏国财政开支。
一旦一个帝国的财政开支短时间内暴增，必然伴随着行政层面的贪婪。
国库多增收一分，由官僚体系形成的权力压榨，必然逼迫民间上交十分。
这是帝国官僚权力的本质。
并且通常会借助儒家光伟正来完成它的嗜血。
如果实在不行，它还会找个污名化的东西，例如将商人描述成万恶之源，以掩盖官僚权力那吃人不吐骨头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李彦在他的廷议中多次提到过，这也是大夏以道学治国的原因。
道学和儒学的最大不同在于，道学尊重事实，儒学尊重等级。
而事实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
宋濂曾经在他的《南北策论》中提到过一个非常着名的理论：
山川湖泊海洋影响下的江南地域，与中洲大平原所在的地域有很大的区别。
在山丘如梭、河流如网的地形下，可以耕种的田地并不多，算是勉强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发现交易似乎能产生更多的价值，于是商业变得异常活跃。
那为何在江南以及沿海一带交易可以产生更多价值，北方却不能？
正是因为河流众多，水运方便。
汉江以南的江南地区，依然商业活跃，商业的本质是交换，交换遵循实践原则。
交换无法指鹿为马，商业伴随着巨大风险。
在风险中，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敬畏心理。
什么叫警惕和敬畏心理？
意思是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最后采取综合决策。
这里的必须和要是不一样的，必须意味着权力无法完全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要则更多是一种政治上的口号。
然而，在以农耕为主的地方，因为许多东西都日复一日的确定，人们厌恶风险，追求稳定，于是只需要少部分人去决策，对大局没有什么影响。
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诞生了两种对世界不一样的认知。
北方崇拜等级，无论是吃饭还是喝酒，都有一套等级森严的规则。
江南则尊重实践。
这是南北方地域形成的文化差别，而这种文化差别，又诞生了矛盾。
例如以魏国为代表的北方士族集团认为，天下无法统一，是因为南方商人太多，这些商人无君无父，只图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有国家。
而以江南地主延伸出来的商人群体则认为，魏国士族权力掌控欲过重，他们仕途用一种极致稳定的规则，将一些不确定性扼杀。
最后，宋濂在他的观点中说道：道学治国在南方更有土壤。
这一点，数年的新政中，也在慢慢深入人心。
赵禹提到的疲魏之策，其本质也是在宋濂的理论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外交之术。
只是，大夏的核心层在太康十四年对这个策略出现了分歧。
分歧点在于多份情报目前对魏国的描述，表露出了魏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都在快速变强。
例如梁京对各州的控制力度变得空前强势，魏国内部的山垒计划正在快速执行。
据说梁京城外的市镇数量已经增多了十几个。
并且其他重要大城周围的市镇也在陆续开始，府兵制完善之后，不少家庭在梁京的感召之下先后入伍。
经济方面，每一个城市都配套了纺织厂、皮革厂、冶铁厂、矿场等等。
还有专门的粮食收集商社，负责定期从周边乡里收集粮食。
据说银行也在快速开花，各地对银钞的接受程度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数值。
大夏在楚丘郡以北的魏国地带做过专门的调查，在那里，魏国银钞的接受程度已经达到九成。
这甚至超过了银钞在江宁的接受程度。
就这个数值，已经领大夏的高层感到震撼。
于是，一部分保守派就站出来，开始质疑宋濂的道学治国了。
例如保守派的崔皓是这么说的：“我们在江宁推行了八年银钞，魏国仅仅 推行了两年银钞，他们的银钞接受程度已经超过我们了。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我想大概是我们对于民间的态度过于放纵！”
崔皓的这个说法，就像一团火，点燃了大夏内部一些被压抑已久的想法。
到了七月，北方的局势还在进一步发生剧变。
辽军精锐攻克漠南鞑靼之后，魏国北疆风云巨变之时，内部对外宣战情绪高涨之后，魏国开始大量动员生力军。
当所有人都认为魏无忌会将精锐安排到云中对抗辽军的时候，情况却大不相同。
八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