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工业企业比较多，但经过我军空袭计划后，有超半数以上的企业被迁移。沈阳城本来就累积了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国军进城后，各军及东北行营沈阳市政府各部门积极分散了接收控制区工业企业，导致企业上下游被打断，企业更无法恢复生产。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更多工人的失业，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工人挣扎求存。面对这样的形势，市政府没有想办法恢复企业生产，反而伙同军高层干起了倒卖起工业设备勾当。这样一来其控制区内的工业企业生产更加恢复无望了。
我党、我军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人员私底下进行了收购。重要的设备运输到我军核心控制区，次要设备运到沈阳周边我军控制区，积极恢复企业生产。企业生产恢复了，需要的工人就多了。沈阳国军控制区的熟练技术工人向我方控制区迁移，我党对这些工人进行了分流，一部分留在了当地，大多数工人连同家属被送到了我方核心区工厂。这些熟练工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国党大多数人却一点也不在乎。反而为甩掉失业工人这个大包袱而感到庆幸。国党中少数清醒的人也只能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我党组织下沉到乡镇，对控制区民众进行了登记。控制区内实行粮食配给制度，保证民众基本温饱问题。我军还设立了粮食售卖点，平价售卖粮食，但限制了大宗买卖，并限制了每人买粮的数量，防止奸商以粮图利。时间一长越来越多国军控制区百姓流向我军控制区或到我军控制区买粮。
东北行营沈阳市政府发现这一情况后，习惯性以老大自居，要求我方将粮食平价卖给政府，被我方拒绝。被我方拒绝后的国党不想办法放低身段与我方商议，反而派人暗地里破坏我军粮食售卖点，这让人很费解。其实站在国党接收大员的立场上又好理解了，他们担心的根本不是民众生计，而是担心我军粮食售卖点的存在影响了其控制区粮食上涨的幅度，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利益。甚至有国军军方将领私下派出小部队跑到我军控制区抢粮，我军坚决予以回击，国共两军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
我党在沈阳国军控制区周边的土地政策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汉奸及开拓团土地进行了没收和分配，但对地主的土地只严格实行减租减息。有不少汉奸、地主跑到沈阳市政府告帐，东北行营与我党交涉，我党以严格执行国府法令回击过去，东北行营也毫无办法。
东北行营在沈阳与当地势力、原东北军势力也在激化，东北行营人员以南方人为主，原东北军人员不多，这些人感觉到受了打压、歧视，对以熊式晖为首的东北行营产生了不小的怨恨。这些人来到沈阳后，迅速与当地势力、原伪满军反政部队结合起来，明里暗里和东北行营使绊子。
山东军区海军支队来到了南满营口、葫芦岛，按照李振华的命令，海军夜间在两个港口附近海域布设了锚雷。对外宣称港口附近海城发现日军布置的水雷，要求过往船只谨慎航行。水雷对吃水浅的我军海军支队船只及普通航运船只的影响很小，李振华是在为运输国军到东北的美军运输舰队提前设置障碍。
东北行营与苏军的谈判陷入了僵局，接收东北的工作举步维艰，我党又在东北发展的如火如荼。常申凯指示莫斯科谈判的宋子文，以只支持国府，不援助中共为条件，在中东路和旅顺两个问题上向苏联让步。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常申凯只得委任王世杰接替宋子文，以国民政府外长的身份，与苏联签定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议规定：中苏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三十年，但实际由苏联单独使用。苏联获得了中东路（改称中国长春铁路）30年的共同管理权和使用权，期满后无偿归还中国?。但实际上苏联拥有主导权。
这一切都是在私下里秘密进行，常申凯轻信了苏联的承诺，为了控制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出卖了中国东北的利益。他不知道的是即使没有苏军的支援，我军也已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国府还请求美国向苏军施压，双管齐下。
中苏达成协议之后，东北行营与马利诺夫斯基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马利诺夫斯基同意国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东北行营派往各城市行政接收的封疆大吏也陆陆续续出发了，一切都向着国党有利的方向发展。
苏军对我军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苏军表示因为协议其有义务将东北行政权移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