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屹立在异国土地上的大明堡垒，经过八年的不断扩建与加固，早已不是当初陈恪初步建立据点时的简陋模样。
城墙由最初的夯土包砖，逐渐替换为更为坚固的青条石与灰浆砌筑，依着山势蜿蜒起伏，高达三丈有余，雄堞林立，炮台森然。
城内的营房、仓库、工坊、乃至小小的市集，规划得井井有条，街道虽不算宽阔，但干净平整，排水沟渠清晰可见。
几处关键高地，矗立着了望塔楼，其上常年有哨兵轮值，警惕的目光扫视着城墙外的山林、海岸，以及更远处那些心怀叵测的大名领地。
这里，俨然已是镶嵌在日本西海岸的一颗坚硬的钉子。
然而，与这座日益坚固的堡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内驻军的数量。
满打满算，常备可战之兵，仅有两千余人。
这个数字，对于一个需要控制港口、矿区、维系与本土漫长补给线、并时刻提防周围虎视眈眈势力的海外据点而言，实在有些捉襟见肘。
八年前，陈恪率军跨海而来，联合岛津，大破大内、毛利联军，以雷霆之势迫使山阴诸强签署城下之盟，承认大明对石见部分沿海地区的“租借”与采矿权。
那时留下的驻军，加上后来陆续轮换补充的兵员，顶峰时期曾接近四千。
但朝廷的目光，似乎总是更容易被近在咫尺的内陆纷争与北方边患所吸引。
随着时间推移，陈恪的影响力在朝中起伏，特别是他被“荣养”金华乡之后，朝廷对这座远在海外、却能源源不断输送白银的“飞地”，态度变得颇为微妙。
既依赖其产出充实内帑和国库，又对其由“陈恪旧部”实际掌控的状态心存疑虑。
兵员的补充、粮饷的拨付、军械的更新，开始变得缓慢而充满掣肘。
若非陈恪当年通过常乐的秘密商业网络，以及留守上海的李春芳、徐渭旧部暗中维系着一条相对独立的补给线，镇倭城的日子会艰难得多。
即便如此，刘福也不得不精打细算，裁汰老弱，保留精锐，将有限的兵力发挥到极致。
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在江南剿倭或在琉球登陆时冲锋在前的“刘把总”或“刘游击”了。
如今的他，官拜镇守石见等处总兵官，秩从三品，是大明在海外领土上职位最高的军事长官之一，麾下将士尊称一声“刘军门”。
黝黑的脸庞被海风和岁月刻下了更深的沟壑，鬓角也已染霜，但其身板挺直如松，那份锐气沉淀了下来，化为一种更加沉稳的责任感。
八载光阴，弹指一挥。
对乡土之情深入骨髓的大明军人而言，在远离故土万里之遥的异域他乡，镇守八年，其中的艰辛、孤寂、对家乡风物亲人的无尽思念，实非言语所能尽述。
能够支撑刘福和这两千多将士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朝廷年复一年的封赏和晋升许诺。
更深层的，是一种近乎信念的托付。
当年，侯爷陈恪，在他还只是个勇猛但出身低微的军汉时，便不拘一格，将他一路提拔，委以重任。
从苏州新军的小队长，到随军征战琉球的将领，再到将他留在这远离中枢、却关乎大局的石见，总揽军事防务。
陈恪临走前，拍着他的肩膀，没有太多华丽的辞令，只是沉声说：“刘福，这里交给你了。银矿是大明海疆未来的血髓，此地安危，关乎国运，更关乎东南万千将士的心血能否不付诸东流。替我，替朝廷，也替咱们那些留在东南的兄弟，守好它。”
这份知遇之恩，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以及陈恪自身那份开海强军、为大明搏一个不同未来的理想，早已深深烙印在刘福和许多像他一样被陈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将士心中。
陈恪之于他们，早已超越了“上官”或“恩主”的范畴。
他是伯乐，是将他们从泥泞中拉出来，给予他们尊严和前程的人；他是领袖，带领他们取得一场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证明了火器与新军的威力，证明了他们这些“泥腿子”也能建功立业；他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种打破陈规、务实奋进的可能。
即便陈恪如今早已离开朝堂中心，在金华乡“荣养”，甚至朝廷中对他的评价讳莫如深，但在镇倭城，在刘福和这两千将士心中，“侯爷”的地位从未动摇。
他们守在这里，不仅仅是为朝廷守土，为皇帝开矿，更是为了不辜负陈侯爷当年的期望，守护住那个他们曾亲眼见证、并为之流血奋斗过的、关于强盛海疆的未来蓝图。
因此，镇倭城虽兵力有限，却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战备水平和纪律性。
刘福治军极严，但也极公。
他继承了陈恪练兵时强调的“军人的意志”，更将上海新军那套融合了实战与严酷训练的操典因地制宜地发扬光大。
每日拂晓，城内外便会响起整齐的号令与脚步声，那是将士们在操练队列、火器射击、城墙防御以及小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