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给予首辅张居正前所未有的权力和信任，使其得以在万历初年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改革风暴——一条鞭法、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那将是张居正一生政治理想的巅峰，也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强力中兴。
张居正不需要像他陈恪这样，行险万里，以战立威，甚至需要谋划着去“驾驭”皇权。
他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待他精心培育的幼苗长大，等待龙椅换人，然后，他就能以帝师兼首辅的身份，近乎毫无阻碍地推行自己的意志。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权臣之路。一条血腥暴烈，充满不确定性，如烈火烹油；一条润物无声，倚仗制度与传承，似水银泻地。
陈恪内心瞬息间转过无数念头，但这些关乎历史走向的冰冷认知、关于权力本质的残酷剖析、乃至对那位“张前辈”复杂心绪的洞悉，他无意传输给眼前尚显稚嫩的儿子。
陈忱对张居正的欣赏是纯粹而可贵的，没必要过早被父辈的算计污染。
“父亲？”陈忱见父亲半晌没有回应，只是目光悠远地望着某处，不由轻声唤道。
陈恪仿佛从遥远的思绪中被拉回，目光重新聚焦在儿子脸上，那深处的波澜已悄然平息，恢复了一贯的沉静。他微微颔首，语气平淡，听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
“噢，没事。张叔大……自然是极有才华的。”
他肯定了儿子的判断，却不再多置一词。
有些欣赏，放在心里就好；有些算计，知道便罢。
未来的路还长，陈忱需要自己去观察，去判断，去形成他自己的识人之明。
书房内重归安静，只有炭火偶尔爆开的轻响。
父子二人对坐饮茶，窗外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侯府各处的灯笼次第亮起，勾勒出重檐叠瓦的寂静轮廓。
然而，这份府的宁静，与朝堂之上的暗流涌动，从来都是两个世界。
隆庆四年的春季，就在这种表面按部就班，内里则躁动不安的气氛中缓缓推移。
对陈恪及其麾下将士的封赏，礼部、兵部、内阁的扯皮仍在继续。
功绩太大，牵扯太广，从阵亡抚恤的等级、各级将士的升迁授衔，到对陈恪本人是加封“三公”虚衔、增禄米、赐诰券，还是如同当年通州大捷后由伯晋侯那般，再次拔高爵位……每一项都需要反复权衡，既要酬功以安军心、彰天恩，又要顾及朝廷体例、祖宗成法，还要微妙地平衡朝中各方势力对此的反应。
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不得。
但有些人，有些事，却不愿、也不能等待。
就在封赏章程依旧悬而未决的当口，几道石破天惊的奏疏，被递到了通政司，旋即摆上了皇帝的御案。
上疏者，赫然是以英国公张溶、阳武侯薛翰、灵璧侯汤佑贤为首，近二十家实权勋贵联名。
奏疏的核心内容，直指朝廷痼疾——卫所军制。
奏疏痛陈卫所之弊：军户世袭，士气低迷；屯田侵占，训练废弛；军官腐败，吃空饷、占役丁现象严重。
指出此番东南红毛夷之患，沿海卫所兵不堪一击，几成笑柄，若非靖海侯临危受命，携新军万里远征，几致东南糜烂，社稷危殆。
为此，他们“痛定思痛”，“感念皇恩”，“为社稷千秋计”，恳请陛下厉行改革，于九边及东南沿海要地，逐步裁汰不堪用的卫所兵，仿效靖海侯所练“上海新军”、“戚家军”成功范例，改行“募兵制”，择选精壮，厚给粮饷，严加训练，专设营伍，以成“国家干城”。
奏疏写得慷慨激昂，数据详实，论证有力，拳拳报国之心跃然纸上。
改革的方向，也确实是当年实践过，并由陈恪在上海、苏州将其制度化，并在南洋之战中证明了其强大战斗力的正确道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份着眼于强军强国，充满责任感的优秀建议。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提出建议的人身上。
英国公、阳武侯、灵璧侯……这些是什么人？
他们是与国同休的顶级勋贵，是世代掌控京营、五军都督府及各镇总兵官职位的中流砥柱。
他们的家族、姻亲、故旧网络，早已与旧有的卫所军制深度绑定，盘根错节。
卫所的土地、人口、空额粮饷，是他们维持家族荣耀、圈养私兵、维系庞大人情网络的重要根基。
提议改革卫所，推行募兵，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动他们自己的奶酪，在凿他们自己权力体系的根基。
这太反常了。
由清流文官提出，是心系国事；由边镇督抚提出，是职责所在；甚至由皇帝自己下诏咨询，都不奇怪。
但偏偏最不该由这些实权勋贵自己提出来。
事出反常必有妖。
老辣的朝堂诸公，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嗅到了这道奏疏背后截然不同的意味。
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