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向了那个“东南新军编练专款”。

    一个更“奇怪”的现象由此产生：按理说，编练数万乃至十数万新军，耗费钱粮如山，必然会给中央财政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可能需要加征税赋。

    然而，从北京户部的角度看，东南五省除了按常例解送的赋税，并未因军改而向朝廷额外要一分钱，反而因为海贸活跃，市舶税收有所增加。

    赵贞吉私下对心腹感慨：“陈子恒这是……自己生火，自己做饭，还把香味捂在东南了。朝廷是省了心，可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都察院和六科廊的言官们，很快也嗅到了其中的“不妥”。

    他们上疏抨击，指责陈恪“专权跋扈”，“以利诱军，使将士只知有总督而不知有朝廷”，“纵容勋贵子弟把持军旅，恐酿唐季藩镇之祸”。

    言辞依旧激烈，引用的历史教训也足够吓人。

    但这一次，反击来得更快、更猛烈。

    首先是以英国公为首的一干勋贵，在朝堂上吹胡子瞪眼，大骂言官“迂腐误国”、“见不得武将立功”、“离间君臣”，甚至搬出“尔等文臣可能上马安天下？可能不费国帑练强兵？”的质问，噎得言官们面红耳赤。

    接着是一些官员站出来，以专业角度分析，指出新军编练确有必要，总督府之法高效节省，且各级军官任命皆依制度，有功必赏，并无明显逾矩。

    至于勋贵子弟从军，乃是“继承祖志，报效国家”，岂能因噎废食？

    最关键的是，隆庆皇帝的态度。

    经历过上次任命风波，皇帝对陈恪的信任似乎更上层楼。

    在他眼中，陈恪这是在用通天手段为朝廷养兵、强兵，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先帝遗志”，巩固海疆。

    至于些许“专权”的嫌疑？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若无全权，如何能如此高效？

    勋贵掌军？那都是世代忠良，与国同休的股肱之臣，他们的子弟在军中，皇帝反而更放心！

    总比那些不知根底的文官或寒门将领可靠吧？

    于是，言官的弹劾如同泥牛入海，很快被皇帝留中不发，或轻描淡写地驳回了。

    朝堂上的争议，并未对千里之外的陈恪造成任何实质影响。

    总督府的旌旗，依旧在东南大地各处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