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将东南大地烤得一片白晃晃。
田里的早稻已经开始抽穗扬花，绿油油地铺到天际，农事进入了短暂的田间管理期。
锄草、施肥、戽水、防虫，活儿依然不少，但比起春耕时全家老小齐上阵的抢种，总算有了些喘息和分工的余地。
按照千百年的老规矩，这“农闲”不闲的夏日，正是佃户、自耕农家里的壮劳力，甚至半大孩子，出门打短工、贴补家用的黄金时节。
也是地主、乡绅、乃至城里的富户们，以极低成本获取额外劳动力，整修房舍、挖掘池塘、搬运仓储、或是打理名下其他产业的“好时候”。
往年这时候，各村各镇的祠堂外、路口大树下，早就贴满了各种“招工”的条子，或者由管家、庄头直接上门招呼。
“东村李老爷家起谷仓，管两餐，一日五文，要壮劳力十个！”
“镇上周员外家疏通后院水渠，管饭，无工钱，要肯出力的后生五个！”
“城里王记粮行夏粮入库，扛大包，管一顿午饭，计件给钱，多劳多得！”
条件大同小异：管饭是基本，给现钱的已是“厚道人家”，大多只是象征性给点，或者干脆以“抵些租子”、“将来有事好说话”之类的空头人情代替。
就这，还往往需要托关系、看面子才能轮到。
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户来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出把子力气，能省下家里一顿甚至两顿饭，偶尔还能落几个铜子儿扯布买盐，已是极好的营生。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帮老爷做工，天经地义”，老爷管饭，已是恩典。
然而，隆庆五年的这个夏天，情况彻底变了。
变得让许多习惯了这套秩序的人，措手不及，茫然，继而愤怒。
变化并非一夜之间。
早在春耕时，那关于修建“江宁工业特区”和整饬东南干道的政令，就像投入池塘的石子，涟漪早已扩散。
只是彼时春忙如火，大多数人无暇他顾。
如今农事稍歇，那涟漪便化作了席卷而来的浪潮。
首先是告示。
不再是零散贴在祠堂一角，而是用整张的厚实桑皮纸，以醒目的馆阁体书写，盖着鲜红的“总督府工务司”或“某某路工管带所”大印，成排地出现在每一个稍具规模的镇集入口、渡口码头、官道岔路口。
有官兵或差役看守，防止被人恶意撕毁。
告示内容直白得刺眼：
“总督府‘江宁工业特区’暨‘东南路网’工程，诚募工友。”
“工种：力工、木匠、石匠、泥瓦匠、窑工、铁匠学徒……一应具备气力、愿学手艺者皆可。”
“待遇：力工日结三十文，工匠按技艺四十文至八十文不等。当日下工，当场结清，概不拖欠。”
“食宿：一日提供两餐，一干一稀，旬有荤腥。可提供统一工棚住宿，亦可每日往返。”
“保障：签订总督府统一雇工契约，受‘工场监理稽查署’保护。若有伤病，工地设医棚诊治；若有欺压克扣，可至管带所申诉，查实严惩。”
“地点：镇江府丹徒县以东江岸，及南直隶各府州县指定路段。即日可至各府县工务分所或沿途招工点报名，核实身份后，立可上工。”
三十文！日结！管两餐！还有医棚、能告状！
这些字眼，悄然闯进了庄稼汉心里。
起初是怀疑，不敢相信。
直到有那胆大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思，按照告示指示的地点找去。
然后，他们看到了。
在规划中的“江宁工业特区”那片荒滩上，巨大的工棚区已然连成一片。
炊烟袅袅，大锅里的杂粮米饭混合着菜叶和偶尔浮起的油花香气，飘出老远。
穿着统一号褂工友们，排着队打饭，蹲在荫凉处呼噜噜吃着，不时大声说笑。
下工时，真的有几个穿着短衫的人，抬着沉甸甸的铜钱箱子，按着名册，一个个叫名字，当场数出三十枚亮闪闪的铜钱，叮叮当当落在汉子们粗糙的手掌里。
那声音，清脆，实在。
更有人亲眼见到，一个在开山时被碎石崩了脚的工友，被同乡抬到那个挂着“医”字布的棚子里，一个看着就像郎中的人给他清洗、上药、包扎，分文未取，还叮嘱他歇息两天，工钱照算一半。
消息是藏不住的，尤其是这种关乎活命钱的消息。
它比任何官府的宣传都更具穿透力。
它不需要理解复杂的道理，只需要最简单的比较。
例如松江府的佃户张老栓家。
张老栓给东家顾老爷种了二十年地，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把式。
往年这时节，他和大儿子铁柱，必定是在顾家庄子上忙活，不是修葺粮仓，就是去几十里外的别庄挖鱼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