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刚刚拿到“高薪”喜悦尚未褪去的工友们，很快感受到了压力。

    下工后去市集，发现手里那三十文铜钱能买到的米、面、油、盐，明显少了。

    家里婆娘开始抱怨：“挣得是多了，可这米价涨得吓人！算下来，还不如往年呢！”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守着那几亩佃田，至少饿不死！”

    抱怨声开始在工棚间流传。

    虽然“一日三餐”的承诺工地依旧兑现，但家里老小的日子，因为粮价飞涨而骤然紧张。

    一种新的焦虑开始蔓延：辛辛苦苦流汗挣来的工钱，似乎正在被看不见的手悄悄偷走。不满的苗头开始滋生，虽然尚未爆发，但那躁动不安的气息，已经让各“路工管带所”的吏员和工地管事们感到了压力，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镇江和杭州。

    然而，与士绅们预期的“民怨沸腾、陈恪焦头烂额”不同，总督府的反应，平静得近乎诡异。

    没有公开的告示安抚，没有严厉的限价法令，甚至没有大规模调拨官仓平粮价。

    陈恪仿佛对市面上愈演愈烈的粮价风波视而不见，依旧将主要精力放在督促特区建设和道路工程进度上。

    陈恪确实没有“凭空变出米粮”的仙法，但他有能力，从别处“运来”米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