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效率一贯是上行下效，且中间环节越少，效率越快。
当一项事务被标以“总督府亲办”、“新政急需”的标签，并由靖海侯陈恪亲自过问时，其推进速度便远超寻常衙门公务。
而招募吏员这项总督府亲办的事务，从钧令发出、各地报名、到人员集结杭州、讲习所开课，前后不过月余。
澄心园外院迅速腾出了几间宽敞的屋舍作为讲堂与学员宿舍，从上海、苏州紧急抽调的数名精通新式簿记、略通工程图说的老吏与工匠被任命为“教习”，那本仓促编纂的《总督府实务辑要》成了唯一教材。
课程安排得密集而务实，白日讲授演算、看图、条陈撰写，晚间则安排小组演算与案例分析，旬日一小考，纪律森严。
然而，高效的过程并未能催生出丰硕的成果。
讲习为期两月，期满考核。
最终，从东南五省各衙门汇集而来的五百余名吏员、书手，经过层层验看与初步筛选，真正坐进澄心园讲堂的，实到四百八十余人。
两月后，能完整通过全部考核，在基础数算、简易图纸识读、实务条陈撰写及新政章程理解上均达到“堪用”标准者，满打满算，仅有三十七人。
这个数字，被徐渭以近乎凝重的语气，汇报给了陈恪。
书房内炭火微温，陈恪听完，脸上并无多少意外之色，只是长久地沉默着，目光落在案头那摞考核评等册上。
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红圈与批注，记录着大多数应试者面对阿拉伯数字时的茫然，面对简单杠杆示意图时的曲解，以及试图将工艺流程描述成骈四俪六公文的可笑努力。
三十七人。
相较于投入的精力与当初的期望，这结果堪称寒碜。
但这寒碜的结果，恰恰如同一面冰冷的铜镜，清晰地映照出陈恪早已预料到的现实：旧体系孕育不出新机体所需的新血。
即便将范围扩大到整个官僚体系最具实务色彩的吏员群体，能快速接受新知识、适应新思维者，亦是凤毛麟角。
多数人要么被旧有知识结构和思维定式牢牢束缚，要么缺乏最基本的学习能力与求知欲望，仅仅将此次讲习视为一次可能的跳板，而非真正掌握立足新世的技艺。
这三十七人，陈恪还是全部留下了。
他们中，有出身县衙户房、对数字天生敏感、很快掌握复式记账雏形的年轻算手；有曾在府衙工房协助管理官匠、对营造图纸一点即通的老成书办；也有虽无具体职司经验，但头脑灵活、善于归纳，能将杂乱流程梳理成清晰条陈的落魄书生。
他们背景各异，年龄不一，共同点是身上尚未被旧衙门习气完全浸透，且对新知有种朴素的接纳能力甚或是好奇。
陈恪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对他们进行更长期的培养。
江宁工业特区的工地催要懂账目、能核料的管事，“江南制造总局”的搭建急需能与工匠沟通、看懂简易施工图的监工，遍布南直隶的路工段需要能严格执行新定章程、协调流民队伍的段长……各处都嗷嗷待哺。
这三十七人，便如同一把零星的种子，被陈恪根据考核中展现的特长，迅速撒了出去。
有的被充实进徐渭麾下的市舶总署各地分理处，负责新式海关账目；有的被派往李春芳督办的“东南军器局”下属各厂，学习管理生产流程；更多的，则被直接打发到南直隶各府州县的“路工管带所”或工业特区建设前线，担任副职或具体经办吏员，在实践中继续摸索。
他们的离去并未在澄心园引起多少波澜，甚至未在东南官场留下太多痕迹。
一次不成功的吏员拔擢尝试而已，无人深究。
但这寥寥三十七人及其背后那四百多失败者的身影，却更加冰冷而坚定地印证了陈恪的想法：人才选拔与培养体系，必须做出改变。
等待旧体系自我蜕变，或是期望从中零星发掘可用之才，效率太低，风险太高，根本无法支撑他胸中那幅日益庞大的蓝图。
然而，经此一试，陈恪也更为清晰地看到了界限所在。
直接面向现有吏员体系的招募与培训，虽以“公务急需”为名，仍属体制内调剂，阻力尚可控。
但若步子迈得更大，动作更为显眼，必将触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他需要一个新的切入点，一个不易引发激烈反弹的“渡口”。
于是，在将那三十七人遣出应急后，陈恪并未停顿，而是几乎无缝地开启了下一步计划。
这次，目标转向了民间。
此举本身，便是一种精心的姿态。
它向所有潜在的观察者，尤其是朝堂上与地方上那些对“变更取士之道”极度警惕的势力，传递出一个清晰而“合理”的信号。
看，并非本督有意别辟蹊径，实是现有衙门吏员之中，可堪造就者寥寥，无法满足新政推行之急务。
不得已，才将目光投向民间，广求实干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