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再次见到赫敏的时候，是在医务室，全身上下哪哪都好，只有额头上有一个肿起的红肿大包。据说是想上窗户那里吹吹风，然后被地毯过肩摔，额头磕在了窗边的柜角上。醒来之后就说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我攥着那封被汗浸得发软的信，指节发白，指甲几乎要掐进泛黄纸边里。窗外是华北平原八月的黄昏，热浪蒸腾着最后一丝水汽，黏稠得像裹了一层油膜。远处村口老槐树上，几只乌鸦扑棱棱飞过，翅尖擦着烧得通红的云边，像几道撕开天幕的焦黑裂口。信纸右下角，霍格沃茨校徽的烫金纹样在斜阳里微微反光——一只狮、一只鹰、一条蛇、一只獾，围成圆环，中央刻着拉丁文“draco dormiens nunquam titillandus”。我盯着那行字，喉咙发紧。睡龙勿扰？可我的龙早醒了，它正盘踞在胃里，鳞片刮着肋骨，每一次呼吸都带出血腥气。三天前，我还在村东头王瘸子家猪圈旁蹲着，数他家泔水桶里漂浮的菜叶残渣。那天风大，卷起黄土扑了我满嘴，我吐出一口混着沙粒的唾沫，抬头看见邮递员老李蹬着二八大杠晃进村口，车把上挂着个褪色蓝布包，包口用麻绳勒得死紧。他没停，径直拐进村支书家院门。我蹲着没动，可心口那点微弱的跳动忽然撞得耳膜嗡嗡响——去年腊月，老李也是这么骑车进村，带来一张盖着红章的《困难户临时粮补申领表》，我攥着那张纸跑过三道干涸的灌溉渠，脚底板被碎石割开两道血口子，却觉得那纸比馒头还沉，比热水还烫。可这一次，我站起来了。我跟在老李车后，赤脚踩过滚烫的土路，脚心燎起细小水泡。他推门进支书院时，我扒在土坯墙豁口处，看见他从蓝布包里掏出的不是红章文件，而是一封信。信封厚实，米白色，左上角印着一只展翅猫头鹰，爪下抓着一卷羊皮纸，墨色深得像凝固的夜。支书接过信，没拆，只眯眼扫了眼收件人栏，喉结上下一滚，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林晚？林寡妇家闺女？”老李点头，抹了把额上油汗：“邮政局刚打来电话，说这信……得本人签收。”支书没再说话，把信往桌上一搁，转身去灶房舀水。老李临走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不像是看活人，倒像是看一捆待称重的柴火——估量着分量，掂量着用途，最后无声地摇摇头。我当晚就翻进了支书家院墙。不是为了偷，是怕那封信第二天就被塞进灶膛，化成一把灰，连灰都嫌碍事。我摸黑蹲在堂屋窗根下，听支书和他婆娘压着嗓子吵：“……啥霍格沃茨？洋名儿！怕不是骗子！前阵子县里还抓着俩冒充国际慈善机构的，专骗穷人家孩子出国当苦力！”“可那信纸……那印章……”“印章能造假！纸还能造假？你见过谁家骗人用这么厚的纸？”我蜷在墙根，肚子里空得发疼，可更疼的是耳朵里嗡嗡的回声——“穷人家孩子”。原来我早被钉死了，钉在“穷”这个字上，连名字都没资格单拎出来念。今早，我揣着攒了半年的七毛三分钱，买了半斤挂面、两枚鸡蛋，又厚着脸皮跟隔壁赵婶借了她男人下地用的搪瓷缸。我在村后废弃砖窑里生起一小堆火，把挂面折成寸段扔进缸里，磕开鸡蛋，蛋清蛋黄搅成浑浊的淡黄色。火苗舔着缸底，面条吸饱了水，软塌塌浮上来，蛋花像几片被风吹散的云。我吹着热气喝下第一口，滚烫的汤水滑进食道，胃里那条龙忽然安静了一瞬。就在这时，砖窑顶上簌簌落下几粒灰。我抬头，一只灰翅膀的猫头鹰正站在断墙上，歪着脑袋看我。它左爪上缠着一截褪色红绳，绳尾系着个指甲盖大小的铜铃，铃舌早已锈死，可它每抖一下羽毛，那铃铛竟发出极轻的“叮”一声，像冰裂，像针尖扎破鼓膜。我僵在原地，缸里的面汤还冒着细小的泡。猫头鹰扑棱棱飞下来，落在我面前半尺远的焦黑砖地上。它不叫，也不扑，只是把左爪往前一伸——红绳松脱，铜铃滚进我鞋窝里，凉得刺骨。我伸手去捡，指尖刚触到铃身，它忽然张开喙，吐出一枚东西，“嗒”地落在灰烬旁。是颗糖。玻璃纸裹着，粉红色，印着细小的星星。我认得这糖——去年冬至，镇上杂货铺新进的“星空泡泡糖”，五毛钱一颗，我隔着玻璃柜台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看糖纸在煤油灯下流转出虹彩，看其他孩子买下后仰头嚼开，噗地吹出一个颤巍巍的粉红泡泡，泡泡破了，碎成无数细小的彩虹，在他们咧开的嘴里一闪即逝。我捏起糖，玻璃纸窸窣作响。猫头鹰静静看着，黑亮的瞳孔里映出我枯黄的脸、裂口的手、还有身后那口冒着热气的搪瓷缸。它忽然振翅，灰影掠过窑顶缺口，消失在铅灰色的天幕里。我剥开糖纸，把糖塞进嘴里。甜味炸开的瞬间，我听见骨头缝里有东西在噼啪作响。不是饿，是涨。像冻土解冻，像干裂的河床底下涌出暗流，像被压扁的麦秆在骤雨里重新挺直腰杆。我扶着窑壁站起来，腿肚子发软，可指尖却烫得吓人。我低头看手——刚才还爬满细小裂口的指腹，此刻皮肤竟透出一点润泽的微光，像蒙尘的旧瓷器被雨水洗过，露出底下温润的胎骨。我踉跄着走出砖窑，夕阳已沉到地平线以下，只余一道熔金般的光刃劈开云层。我迎着那光走，影子被拉得极长，一直延伸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树影里站着个人。霍格沃茨的麦格教授。她穿着一身墨绿色长袍，银灰色头发一丝不苟挽成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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