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着谈着，她忽然停住了。
客户以为她让步了，等着她报价。
她张了张嘴，说了一句话：
“你……你随便给吧。’
客户愣了：“随便给?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着给，多少都行。”她低下头，
开始收拾桌上的样品，“我不想谈了。”
“不想谈?这是三十万的单子!”
“我知道。”她把样品一件件装进箱子，动作慢得像放慢镜头，“三十万……三十万有什么用?”
客户走了。旁边店铺的人过来问她怎么了。她看着那人，忽然笑了，笑容里有一种奇怪的平静：
“老王，你做了几十年生意，赚了多少钱?”老王被问愣了：“这………这怎么算得清..”“算不清对吧?我也算不清。但你现在还想赚钱吗?”
老王张嘴想答“想”，但话到嘴边，他发现不对劲。
他好像……没那么想赚钱了。
不只是不想赚钱——是不想“做”任何事了。不想进货，不想卖货，不想讨价还价，不想数钱，不想吃饭，不想睡觉，不想活着，也不想死。
就是……不想。
那天下午，义乌商贸城七万五千个商铺，有一半以上的人出现“欲望停滞”。
他们坐在店里，看着来往的客商，看着堆积的货物，看着自己经营了几十年的摊子，忽然问自己：
我这是在干什么?
没有人能回答。
二月一日，杭州未来科技城。某互联网大厂，程序员楼层。
凌晨两点，项目攻坚最后一天。两百个程序员盯着屏幕，咖啡一杯接一杯，键盘声响成一片。
两点零三分，有人合上电脑。
是项目组的技术骨干，姓刘，三十二岁，公认的卷王——连续三年绩效A，连续两年没休过年假，发际线后移了五厘米，代码水平涨了十倍。
他合上电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景。
旁边的人没在意，继续敲代码。
两点零五分，第二个人合上电脑。
两点零七分，第三个人合上电脑。
两点十五分，整个楼层，两百个人，全站着。他们站在窗边，站在过道里，站在茶水间门口，谁也没说话，就那么站着，像两百尊雕塑。
项目经理冲进来，问怎么了。没人回答。他拉住刘工的袖子：“刘工！项目明天上线！代码还差最后一截！”
刘工慢慢转过头，看着他，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代码……代码有什么用?”
“什么?”
“我写了十年代码，写了多少行?一百万?两百万?这些代码现在在哪儿?在服务器里。
服务器在哪儿?在机房里。机房在哪儿?在杭州。杭州在哪儿?在地球上。地球上有什么用?”
项目经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刘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敲了十年键盘的手，现在微微颤抖着：
“我累了……不是身体累………是……累了。”
他走到自己的工位，拿起那个用了三年的马克杯，杯子上印着一行字：代码改变世界。
他看着那行字，笑了一下，把杯子轻轻放在桌上。
然后他走了。
没有人拦他。因为其他人也在走。
那一天，杭州未来科技城三十七家互联网公司，超过一万人“主动离职”。不是辞职，不是跳槽，就是——走了。电脑没关，代码没提交，工牌还在脖子上挂着，人就不见了。
后来有人在一家便利店里找到他们。他们坐在便利店的椅子上，什么都没买，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的路灯，看了整整一夜。
问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说：
“什么都没想。”
二月二日，灾厄蔓延到整个长三角。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所有工业城市，所有商业中心，所有经济引擎，全部熄火。
不是罢工，不是瘫痪，是:——没有人想做任何
事。
写字楼里，白领们坐在工位上发呆，电脑开着，邮件没回，会议没人参加。老板来了也没用，老板自己也在发呆。
工厂里，机器空转，工人站在流水线旁边，看着传送带上的零件来来去去，没有人伸手。
商场里，店员靠着柜台发呆，顾客进来也不招呼，问价也不答，就那样看着对方，像两尊蜡像在对视。
学校里，老师站在讲台上不说话，学生坐在座位上不动笔，整堂课安静得像太平间。
医院里，医生坐在诊室发呆，病人排着队等，但等不到任何诊断——因为医生“不想”看病了。
马路上，红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