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方面，李瑾时代确立的“以实力为后盾，以羁縻、互市、教化为手段”的复合策略，已被证明是成本相对较低、效果相对持久的国策。继任的边疆大员，无论个人风格如何，大体上仍沿着这一框架行事。茶马贸易持续进行，边疆屯田继续开展，对归附部族的安置教化政策也保持着连续性。尽管边疆时有摩擦，但大规模、颠覆性的危机并未立即出现，帝国在边疆的统治基本保持了稳定。
更为根本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悄然转变。 这不是一朝一夕可见的，却如盐溶于水，无处不在。
“实事求是”、“循名责实”、“效率为先”……这些被李瑾反复强调、并以身作则的理念，虽然远未成为全体官僚的信条，甚至时常与官僚体系固有的惰性、形式主义、派系斗争发生冲突，但它确确实实为帝国官场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务实的空气。在一些新兴的部门（如度支、漕运、市舶）和开明的地方官中，解决问题开始更多地依赖数据、调查和实际效果，而非纯粹的道德文章或祖宗成例。
“变化是常态”、“与时俱进”的观念，虽然对绝大多数习惯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士人来说依然陌生甚至危险，但至少，“变”不再是一个绝对禁忌的词汇。当面临新的问题（如货币流通、城市管理、新兴技术的影响）时，朝堂上开始有人敢于提出“宜因时制宜，稍作变通”，而这类提议，有时竟能得到部分采纳。
女子地位的微妙变化，或许是最具争议也最深刻的遗产之一。武则天以女子之身登基称帝，本身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冲击波。虽然在她身后，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女皇帝，甚至“女主临朝”也重新成为敏感话题，但这一事实本身，就像一颗投入历史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在社会层面，尤其在城市中，女性参与家庭经济决策、管理产业、接受一定教育（尽管可能只是闺塾或家学）的现象，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普遍和“正常”。在宫廷和贵族圈子里，有才学的女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也并非不可想象。武则天和李瑾时代对“才”的推崇（尽管主要是男性之才），在客观上松动了一些对女性能力的刻板束缚。后世史家评论：“则天之后，虽无女帝，然巾帼之气，已不可复抑。”
最后，是一种难以言明却真实存在的帝国自信与开放心态的延续。那个时代，是大唐国力、文化影响力、制度吸引力的巅峰。万国来朝不仅是外交辞令，也是部分现实。长安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这种鼎盛时期培育出的自信和气度，并未随着开创者的离去而立刻消散。帝国的官员、士人、乃至普通市民，在对待外来事物、异域文化时，依然保有一种相对平和、甚至略带优越感的开放心态。胡商可以相对自由地贸易，胡风（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依然流行，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仍有其生存空间。这种自信与开放，是帝国保持活力、吸收养分的重要基础。
当然，这“精神血脉”的传承，绝非一帆风顺。旧有势力的反弹从未停止，新政在推行中产生的弊病逐渐暴露，继任者能力的局限，官僚体系的惰性与腐败基因……种种逆流与挑战，如同礁石，随时可能阻碍甚至扭曲这血脉的流通。狄仁杰等老臣，如同老迈而忠诚的护堤人，竭力维护着河道的基本通畅，但他们自己也深知，堤坝需要不断加固，河道需要持续疏浚，而他们已经老了。
神龙三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当渭河开始解冻，柳枝萌发新绿时，在国子监的讲堂上，一位年轻的博士正在讲授《时务通论》中关于“预算与审计”的章节。台下，一群来自帝国各州、通过重重考试选拔上来的年轻学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人颔首，有人蹙眉，有人奋笔疾书。
在扬州盐铁转运使的衙门里，新任的度支官正对照着最新的“四柱清册”格式（李瑾推广的会计方法），核算着去岁的漕运收支，眉头紧锁，试图找出损耗异常的环节。
在安西都护府，一位参军正在起草给某个归附部落头人的文书，文中引用了《宪章》中关于“羁縻州权利义务”的条款，试图以法理而非单纯威慑，来调解一场草场纠纷。
在洛阳南市，一家新开的“格物斋”里，摆放着改良的纺车模型、新式水磨图纸，以及几本民间刊印的、介绍基础算术和力学知识的小册子。几个工匠模样的汉子，正围着掌柜，热烈地讨论着某个齿轮的改进方案。
在江南水乡，一个老农扶着儿子改良过的、带有活动犁铧的曲辕犁，在湿润的田地里划开第一道春耕的垄沟。他直起身，擦了把汗，望着无边的田野，对身边的后生念叨：“这犁，还是当年李公派人下来教的式样改的，好用，省力。这好年景，不容易啊……”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