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给你起过名字。”

    “你给过。”他说，“那枚书签。且停。你说，走累了就停下来歇歇。歇好了再走。”

    她的眼眶热了。

    “我把那个名字刻在铜上，也刻在律所的招牌上。”他说，“走累了就停下来。但停下来，不是为了不走。”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想清楚，该往哪儿走。”

    雨停了。

    阳光彻底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整条庆年坊照得亮堂堂的。屋檐上还在滴水，滴在青石板上，啪嗒，啪嗒，啪嗒。

    苏晚棠站在门口，看着巷子尽头的那棵老槐树。树叶被雨洗过，绿得发亮，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程砚白。”

    “嗯。”

    “你那本书，我可能要修很久。”

    “多久？”

    “不知道。也许一个月，也许三个月，也许——”

    “也许什么？”

    她深吸了一口气。

    “也许你亲自来取的时候，我还没修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概三秒钟。

    “那我就多跑几趟。”他说。

    苏晚棠嘴角翘了一下。

    很轻。

    很快。

    但她知道，他听出来了。

    因为他也在笑。

    隔着电话，隔着雨后的空气，隔着五年的沉默和一千公里的距离。她看不见他的脸，但她知道他在笑。

    那种很笨的、嘴很笨的人才会有的笑。

    她把电话挂了，转身回到店里。

    工作台上，那本《诗经》安安静静地躺在台灯下面。她拉开抽屉，把那本书取出来，翻到那一页——“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铅笔写的字迹还是很淡。

    但她觉得，好像比刚才清楚了一些。

    她拿起镊子，开始清理虫蛀的痕迹。动作很慢，很轻，像是在对待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收音机她又打开了。音乐台在放一首歌，不是邓丽君的，是一个男声，唱的是什么“雨停了，我就来看你”。

    她听了一半，觉得这歌有点俗。

    但她没换台。

    窗外的天晴了。阳光照在柜台上，照在那本《永乐大典》的残卷上，照在她那杯凉透了的茶上。巷子里有人在说话，有自行车经过，铃铛响了一声，很远。

    苏晚棠低着头，继续修书。

    嘴角还翘着。

    她自己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