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台的弹劾，看似是针对考成法，实则是守旧势力对新政的一次反扑。张居正得知后，怒不可遏，他亲自上《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痛斥刘台“罔顾事实，混淆是非”，并以辞职相要挟。最终，在太后与神宗的支持下，刘台被削职为民，流放边疆。但这场风波，却让张居正意识到，考成法的推行，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此后，更多的阻力从暗处浮出水面。地方上的督抚、知府们，开始用“阳奉阴违”的方式应对考成法：他们表面上按照期限登记政务，暗地里却虚报成效，或是将棘手的政务层层推诿，试图蒙混过关。万历五年，张居正派亲信官员前往地方巡查，发现江南数省的赋税征缴，竟有七成是虚报的“账面成绩”。张居正得知后，毫不留情，将涉事的十余名知府、知县革职查办，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考成法核查”，一旦发现虚报瞒报，严惩不贷。
除了官员的抵触，考成法还面临着“制度漏洞”的挑战。由于考成法过于强调“效率”，部分官员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不惜采取“苛政”手段。比如，一些地方官为了按期完成赋税任务，对百姓横征暴敛；一些武将为了完成练兵指标，对士兵肆意鞭挞。这些行为，让考成法在民间引发了一些非议，也给了守旧势力攻击新政的口实。
面对这些问题，张居正并未墨守成规。他及时对考成法进行调整，在“效率”之外，加入了“民生”与“公正”的考核指标：规定地方官在征缴赋税时，不得欺压百姓；武将在练兵时，不得虐待士兵；考核成效不仅要看“完成度”，更要看“实际效果”。同时，他还下令设立“民情反馈簿”，允许百姓上书举报官员的苛政行为，进一步完善考成法的监督体系。
这场围绕考成法的博弈，持续了数年之久。张居正以“雷霆手段”应对各种阻力，却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身体日渐消瘦，头发也变得花白，更重要的是，他在朝中的“敌人”越来越多。但他始终没有退缩，因为他深知，考成法是万历新政的基石，一旦考成法崩溃，所有的改革都将化为泡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八个字，成了他推行新政的座右铭。
第八章 权柄巅峰与制度困局：张居正的末路与考成法的浮沉
万历十年六月，五十八岁的张居正病逝于任上。这位执掌朝政十年、一手缔造万历新政的首辅，终究没能逃过生老病死的宿命。他的去世，如同一个信号，让那些蛰伏已久的守旧势力，瞬间蜂拥而出。而作为新政核心的考成法，也随之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张居正去世的次月，御史雷士帧等人便上书弹劾张居正的亲信潘晟，拉开了“倒张”的序幕。随后，更多的官员纷纷跟进，弹劾张居正“擅权乱政”“贪污受贿”“生活奢靡”，昔日被张居正打压的官员，也纷纷翻案，朝堂之上，一时间“倒张”之声甚嚣尘上。年幼的神宗，在守旧势力的怂恿下，逐渐对张居正产生了反感——他想起自己年少时，处处受制于张居正的严厉管教，想起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种种传闻，心中的不满日益加剧。
万历十年十二月，神宗下旨，追夺张居正的官爵，抄没其家产，其子弟或流放，或革职。而张居正推行的新政，也开始被逐一废除。首当其冲的，便是考成法。守旧势力称考成法“严苛寡恩，束缚臣僚”，是“张居正擅权的工具”，请求神宗废除这一“违背祖宗成法”的制度。万历十一年，神宗下旨，停止考成法的推行，恢复嘉隆时期的考核旧制。
考成法的废除，让万历朝的吏治迅速回到了嘉隆时期的老路。六部与都察院的考核，再次沦为“纸面文章”，官员们又开始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模式；地方上的赋税征缴、河工修缮等政务，再次陷入拖沓推诿的境地；言官们又重拾“风闻言事”的旧习，党争再次愈演愈烈。短短数年之间，万历新政的成果便损失殆尽，明朝的吏治，重新陷入了黑暗之中。
然而，考成法的浮沉，并非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的结果，其背后，更隐藏着封建王朝制度改革的深层困局。张居正的考成法，本质上是依托于他个人的绝对权威推行的——他身为内阁首辅，有太后与神宗的支持，有冯保的配合，能够以铁腕手段震慑朝野。但这种“人治”模式下的改革，注定无法长久。一旦张居正去世，失去了权威的支撑，考成法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轻易就被守旧势力推翻。
更重要的是，考成法并未触及封建官僚体系的根本。它试图通过“层层督责”提升行政效率，却没有解决官僚集团的利益固化问题；它试图以“实效”考核官员，却没有改变皇权对官僚体系的绝对操控。在封建皇权的框架下，任何制度改革，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修补之术。张居正的考成法，即便没有被废除，也终究无法挽救大明王朝走向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