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他为人阴狠狡诈，善于逢迎拍马，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倒台，严嵩独揽内阁大权二十年，成为明代历史上着名的权相。他任人唯亲，提拔其子严世蕃为工部侍郎，父子二人狼狈为奸，把持朝政；他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积累了巨额财富；他排除异己，对反对自己的大臣大肆打压，夏言、曾铣、杨继盛等忠良之臣，皆因弹劾严嵩而惨遭杀害。
在严嵩的专权之下，大明王朝的朝政日益腐败。官僚集团分为两派，一派是以严嵩、严世蕃父子为首的“严党”，成员多为趋炎附势之徒，他们结党营私，唯严嵩马首是瞻；另一派则是以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为代表的清流官员，他们心怀天下，不满严嵩的腐败专权，却因势力弱小，只能暂时隐忍。
张居正任翰林院编修期间，身处权力的边缘，却始终密切关注着朝堂的动向。他亲眼目睹了严党的横行霸道，目睹了忠良之臣的悲惨遭遇，目睹了朝政的日益衰败，心中充满了忧虑。他深知，此时与严党正面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自身难保，更无法实现匡扶社稷的理想。因此，他选择了“韬光养晦，静待时机”，既不投靠严党，也不公开反对严嵩，而是默默积累实力，等待扳倒严嵩、改革朝政的机会。
第二节 上《论时政疏》，石沉大海
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十六岁的张居正，在翰林院任职已近三年。三年来，他深入研究了明代的朝政得失，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此时的明朝，已陷入“宗室骄恣、庶官瘰旷、吏治因循、边务未修、财用大匮”的五大危机之中 ，若不及时改革，王朝必将走向衰败。
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张居正毅然向嘉靖皇帝上了一道《论时政疏》，这是他入仕以来的第一道奏疏，也是他首次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奏疏中，张居正详细分析了当时朝政的五大弊病：
一是“宗室骄恣”，宗室诸王凭借皇亲身份，横行霸道，兼并土地，耗费国家大量财政开支，百姓深受其害；
二是“庶官瘰旷”，官员队伍臃肿，庸官懒官众多，办事效率低下，敷衍塞责成风；
三是“吏治因循”，官员考核制度形同虚设，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屡见不鲜，吏治腐败不堪；
四是“边务未修”，北方蒙古铁骑屡犯边境，南方倭寇肆虐，边防废弛，军队战斗力低下；
五是“财用大匮”，皇室开支庞大，官员贪污浪费，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府库空虚。
针对这五大弊病，张居正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限制宗室权力，整顿官员队伍，严格考核制度，加强边防建设，整顿财政收支。他希望嘉靖皇帝能励精图治，采纳自己的建议，进行全面改革，扭转王朝的衰败颓势。
然而，此时的嘉靖皇帝，早已沉迷于修道炼丹，对朝政之事毫无兴趣。他将这道奏疏随手交给严嵩处理，严嵩见张居正为徐阶门生，又深知其才华不凡，恐其日后成为自己的对手，便将这道奏疏“留中不发”，束之高阁。张居正的满腔热血，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这道《论时政疏》，最终未能引起任何反响。
这次上书的失败，让张居正深受打击，也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当时朝堂的黑暗与腐朽。他明白，在嘉靖皇帝怠政、严嵩专权的局面下，任何改革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此后，他便不再轻易上书言事，而是更加专注于研读经史，积累知识，同时密切观察朝局的变化，等待合适的时机。
第三节 暂归故里，体察民情
嘉靖三十三年（1554），张居正因不满朝堂的黑暗，又恰逢父亲病重，遂上书请求辞官归乡，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于是，他离开北京，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江陵老家，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乡居生活。
这次归乡，对张居正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北京的七年，他虽身居朝堂，却始终处于权力的边缘，对民间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多。而在江陵的三年，他深入民间，亲眼目睹了百姓的疾苦，亲身体会到了地方吏治的腐败，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有了更为直观、更为深刻的认识。
他看到，荆州地区的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豪强地主凭借权势，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只能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和赋役；他看到，地方官员贪污受贿，横征暴敛，对百姓敲骨吸髓，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他看到，长江水患频繁，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每遇洪水，良田被淹，房屋被毁，百姓流离失所；他看到，北方蒙古铁骑的入侵，南方倭寇的骚扰，让边境地区的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而朝廷的军队却战斗力低下，无力保护百姓。
民间的疾苦，让张居正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改革朝政、匡扶社稷的志向。他深知，百姓是王朝的根基，根基动摇，王朝必将倾覆。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解决土地兼并、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