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夫氏之墨的分化，体现了墨家思想的理性色彩——他们试图通过理论的完善，让墨家思想更具说服力。
6.1.3 邓陵氏之墨：重信仰的“楚墨”
邓陵氏之墨，又称“南方之墨”，主要活动于楚国境内。这一派的弟子大多是“说书者”出身，笃信“天志”“明鬼”的信仰，他们将墨家的宗教色彩发挥到极致。
邓陵氏之墨的弟子们，坚持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认为天与鬼神是监督人间善恶的终极力量。他们游走于楚国的民间，传播墨家的道义，组织平民团体，践行“兼爱”的理念。
邓陵氏之墨的分化，体现了墨家思想的信仰力量——他们试图通过信仰的坚守，让墨家思想更具凝聚力。
三派的分化，虽然让墨家思想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都没有偏离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核心宗旨。战国末期，墨家三派的影响力依然很大，与儒家、道家并称“三大显学”。
6.2 墨学中绝：秦汉时期的墨家衰落
随着秦国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墨家学派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从秦汉时期开始，墨家逐渐衰落，最终陷入“中绝”的境地，其原因主要有三：
6.2.1 组织特性与皇权的冲突
墨家组织是一个纪律严明、凝聚力极强的民间团体，其巨子制度的权威性、弟子的绝对服从性，对中央集权的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焚书坑儒”的政策，虽然主要针对儒家，但墨家组织的军事化特质，也让秦始皇深感忌惮。
汉朝建立后，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的等级秩序与皇权的专制统治高度契合，而墨家的平等思想、平民立场，与封建皇权的等级制度格格不入。汉武帝时期，朝廷加强对民间团体的管控，墨家组织被迫解散，弟子们要么归隐民间，要么融入其他学派。
墨家组织的消散，是墨学衰落的直接原因——失去了组织的支撑，墨家思想的传播失去了载体。
6.2.2 思想主张与封建制度的背离
墨家的核心思想，与封建制度的本质存在根本的背离：
- 兼爱等级制度：封建制度的核心是等级制度，而墨家的“兼爱”主张人人平等，不分贵贱，这与封建等级制度相悖。
- 尚贤血缘世袭：封建制度的选官制度是血缘世袭，而墨家的“尚贤”主张打破世袭，选贤任能，这威胁到了贵族的特权。
- 节用贵族奢靡：封建贵族的统治基础是对百姓的剥削与奢靡的生活，而墨家的“节用”主张反对奢靡，减轻百姓负担，这损害了贵族的利益。
墨家思想的平民性与革命性，让它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眼中钉”。在封建制度下，墨家思想没有生存的土壤，只能逐渐被边缘化。
6.2.3 实践精神与农耕文明的矛盾
墨家的实践精神，强调“重技重行”，重视工匠技艺与科技研发。但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将工匠视为“劳力者”，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
墨家的科技思想，虽然先进，却不符合农耕文明的发展需求。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下，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墨家的科技与守城术，墨家的实践精神失去了传承的土壤。
6.3 墨学余韵：后世的墨学传承与复兴
虽然墨学在秦汉之后陷入中绝，但它的思想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余韵”的形式，融入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墨学都曾被学者重新发掘，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6.3.1 魏晋南北朝：墨学的清谈点缀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学者们崇尚清谈，墨家思想成为清谈的点缀。玄学家们对《墨子》中的逻辑思想与科学思想产生了兴趣，比如西晋的鲁胜为《墨经》作注，撰写了《墨辩注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研究墨家逻辑的着作。
虽然玄学家们研究墨学，更多是出于清谈的需要，没有真正继承墨家的救世精神，但他们的研究，让《墨子》一书得以保存下来，避免了失传的命运。
6.3.2 明清之际：墨学的实学复兴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思想界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学者们批判宋明理学的空谈义理，推崇务实的学问，墨家思想成为实学思潮的重要思想资源。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傅山，对《墨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高度评价墨子的“节用”“非攻”思想，认为墨子是“圣之时者也”。清代学者孙诒让耗费数十年心血，撰写了《墨子间诂》，对《墨子》一书进行了系统的校勘与注释，让晦涩难懂的《墨经》变得通俗易懂，为墨学的复兴奠定了文献基础。
6.3.3 近代以来：墨学的价值重估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重新审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