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意识到，自己在鲁国已经无法推行仁政了。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五十四岁的孔子毅然离开鲁国，带着弟子们，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之旅。他希望能在其他诸侯国，找到一个能推行自己政治理想的地方。
孔子的周游列国之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他先后游历了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十几个诸侯国，但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在卫国，卫灵公一开始很敬重孔子，给了他很高的俸禄，但却不给他实权，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摆设。孔子在卫国待了十个月，发现卫灵公并非贤明之君，便离开了卫国。
在宋国，孔子与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嫉妒孔子的才能，派人砍倒了大树，想要杀害孔子。孔子只好带着弟子们，仓皇逃离宋国。
在郑国，孔子与弟子们失散了。他独自站在郑国都城的东门口，模样狼狈。郑国人看到后，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找到孔子后，把郑国人的话告诉了他。孔子听后，哈哈大笑，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最艰难的一次，是孔子在陈、蔡之间被困。当时，孔子带着弟子们从陈国前往蔡国，途中被陈国和蔡国的大夫派兵围困。他们断粮数日，弟子们都饿得奄奄一息，有的人甚至病倒了。但孔子依然镇定自若，每天给弟子们讲学、弹琴、唱歌。
子路生气地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君子在穷困的时候，依然能坚守节操；小人在穷困的时候，就会胡作非为。
子贡也很困惑，他问孔子：“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回答说：“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孔子的回答，彰显了他坚守理想的决心。他知道，自己的道虽然宏大，却不被乱世所容，但他依然不愿意降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世俗。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成为孔子一生最鲜明的标签。
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孔子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思想却在游历中不断成熟。他见识了不同诸侯国的风土人情，了解了百姓的疾苦，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推行仁政的信念。
2.6 晚年归鲁：整理典籍的文化传承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的孔子，在弟子冉有的劝说下，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鲁国。此时的孔子，已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鲁国国君鲁哀公和执政大夫季康子都很敬重他，常常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但孔子知道，鲁国的政局依然混乱，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无法实现了。
于是，孔子放弃了仕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整理古代典籍和教育弟子上。他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序《周易》”，为华夏文明传承下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诗》，即《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孔子从三千多首古诗中，精选出三百零五首，编成《诗经》。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内容纯正，可以用来教化百姓，培养人的品德。他还教导弟子们：“不学《诗》，无以言。”
《书》，即《尚书》，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汇编。孔子对《尚书》进行了整理和编订，将其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记录了从上古到西周的历史，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礼》，即《礼记》，是关于周代礼仪制度的典籍。孔子对周代的礼仪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仪规范，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他认为，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是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
《乐》，即《乐经》，是关于周代音乐的典籍。孔子认为，音乐与礼仪是相辅相成的，“礼以节人，乐以和人”。他对《乐经》进行了整理，可惜这部典籍后来失传了。
《易》，即《周易》，是上古时期的占卜之书。孔子晚年对《周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反复研读，以至于“韦编三绝”（编联竹简的牛皮绳断了三次）。他为《周易》作传，即《十翼》，将占卜之书提升为哲学着作，赋予了《周易》新的内涵。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编订的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语言简练，寓意深刻。孔子在《春秋》中，运用“春秋笔法”，褒善贬恶，彰显道义。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整理典籍的工作，不是简单的编辑，而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他删订的六经，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典籍，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