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 汉初的儒学发展
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儒家思想只是众多学派中的一员。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才成为官方哲学。
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阴阳五行、法家、道家等思想。他虽然继承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但并没有突出孟子的地位。在汉代，《孟子》一书只是被视为儒家的普通经典，没有被列为“五经”之一。
6.2.2 扬雄对孟子的推崇
西汉末年的扬雄，是第一个推崇孟子的儒家学者。他在《法言》中说：“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他认为，孟子懂得言论的要领，懂得道德的奥秘。扬雄还将孟子与孔子相提并论，称孟子为“亚圣”的雏形。
扬雄的推崇，为孟子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但在汉代，孟子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孟子》一书仍然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6.3 唐代儒学：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
唐代是孟子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韩愈提出“道统论”，将孟子列为孔子道统的唯一继承者，确立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
6.3.1 韩愈的道统论
韩愈是唐代中期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提出了“道统论”，认为儒家有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的道统。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认为，孟子是孔子道统的唯一继承者，孟子去世后，儒家道统就失传了。他批判佛老思想，主张复兴儒学，就是要恢复孟子的道统。
韩愈的道统论，极大地提升了孟子的地位。他将孟子从儒家的普通学者，提升为儒家道统的核心人物。
6.3.2 柳宗元、刘禹锡对孟子的继承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唐代中期的思想家，他们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观点。柳宗元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凡是在地方做官的人，知道自己的职责吗？他们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人。这种观点，是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6.4 宋明理学：孟子思想的哲学化与体系化
宋明时期，儒家学者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哲学化和体系化的改造，形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无不将孟子思想视为核心理论源泉，从程颢、程颐兄弟奠基，到朱熹集大成，再到陆九渊、王阳明另辟蹊径，孟子的性善论、尽心知性论，始终是他们构建哲学体系的重要根基。
6.4.1 程颢、程颐：天理与性善的贯通
程颢、程颐兄弟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他们提出“天理”这一核心概念，将其视为宇宙的本源与儒家伦理的最高准则，而这一思想的构建，与孟子的性善论深度契合。
二程认为，“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性”，而人性的本质是善的，这正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直接继承。程颐说：“孟子言性善，是也。”他进一步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将孟子的“性善”与“天理”贯通，认为人性中的善，就是天理的自然流露。
在修养方法上，二程借鉴孟子“求其放心”的理念，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会作恶，并非本性不善，而是被后天的欲望遮蔽了本心的善，如同孟子所说的“善端”被私欲埋没。因此，修养的关键在于“去人欲，存天理”，找回被遮蔽的本心，这与孟子“扩充四端”的修身路径一脉相承。
二程还对孟子的“浩然之气”做出新的阐释，认为浩然之气是“理直气壮”的体现，是天理在人身上凝聚而成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强化了孟子修身之道的哲学内涵。
6.4.2 朱熹：理学集大成者的孟子阐释
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构建的“理气论”哲学体系，堪称对孟子思想的系统性深化与拓展。
朱熹认同孟子的性善论，但在理论上做出了更精细的划分。他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概念：“天命之性”是天理赋予人的本性，纯粹至善，对应孟子所说的“性善”；“气质之性”则是每个人出生时所禀受的具体气质，有清浊厚薄之分，这也是人产生善恶差异的根源。
在修养论上，朱熹将孟子的“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结合起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朱熹则进一步提出，要“格物穷理”——通过探究世间万事万物的道理，来穷尽心中的天理，最终实现“尽心知性知天”的境界。他还将《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使《孟子》成为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