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叔痤病重时，再次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魏惠王依然没有在意。公叔痤死后，商鞅在魏国失去了靠山，又得不到魏惠王的重用，只能离开魏国，另寻出路。
此时的商鞅，如同一只蛰伏的猛虎，在乱世中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他身怀法家的强国之策，怀揣着建功立业的梦想，目光投向了西方那个积贫积弱却又野心勃勃的诸侯国——秦国。
2.2 入秦求贤：三说孝公的政治博弈
战国中期的秦国，处境极为艰难。秦国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居，文化落后，国力孱弱，被中原诸侯视为“夷狄”，不得参与中原会盟。秦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屈辱，决心变法图强，他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道求贤令，如同一声惊雷，响彻天下。商鞅得知后，毅然离开魏国，带着李悝的《法经》，西入秦国，希望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
商鞅入秦后，并没有直接见到秦孝公，而是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引荐，才获得了面见孝公的机会。景监是秦孝公的近臣，深得孝公信任，商鞅通过景监的关系，先后三次面见秦孝公，每次都采用了不同的游说策略，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三说孝公”。
2.2.1 帝道之术：孝公睡的昏昏欲睡
第一次面见秦孝公，商鞅向孝公阐述了帝道之术。帝道是尧舜禹时期的治国之道，主张“无为而治”，以德化民，顺应自然。商鞅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秦孝公却听得昏昏欲睡，毫无兴趣。
会面结束后，秦孝公怒斥景监：“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也埋怨商鞅，商鞅却笑着说：“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他知道，帝道之术过于迂腐，不符合秦孝公急于强秦的需求。
2.2.2 王道之术：孝公依旧不为所动
第二次面见秦孝公，商鞅调整了策略，向孝公阐述了王道之术。王道是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治国之道，主张“仁政德治”，以礼治国，重视教化。商鞅讲得头头是道，秦孝公虽然没有打瞌睡，但依旧不为所动。
会面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子之客尚可，然未可大用。”景监又埋怨商鞅，商鞅说：“吾说公以王道，其意在可与也。”他知道，王道之术虽然比帝道之术务实，但见效太慢，依然不符合秦孝公的需求。
2.2.3 霸道之术：孝公膝行而前
第三次面见秦孝公，商鞅终于拿出了自己的压箱底之策——霸道之术。霸道是齐桓公、晋文公时期的治国之道，主张“以法治国，以力服人”，奖励耕战，强化君权。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他告诉秦孝公，要想强秦，必须打破旧的宗法制度，推行法治，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他还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方案：废除世卿世禄，推行军功爵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什伍连坐，严刑峻法；废除井田，开阡陌封疆。
秦孝公听后，顿时眼前一亮，膝行而前，与商鞅促膝长谈，连续谈了几天几夜，都不知疲倦。会面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此真吾所欲也！”景监问商鞅：“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商鞅说：“吾说君以霸道，其志欲之矣。”
三说孝公的成功，是商鞅与秦孝公的一场政治博弈。商鞅通过三次游说，摸清了秦孝公的真实需求——不是虚无缥缈的帝道王道，而是能快速强秦的霸道之术；秦孝公也通过三次会面，确认了商鞅的才华——不是迂腐的儒生，而是能实现强秦目标的实干家。
这场博弈，为商鞅变法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正式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2.3 徙木立信：变法之前的公信力之战
商鞅深知，变法的最大阻力，不是制度的缺陷，而是人心的疑虑。秦国的百姓和贵族，早已习惯了旧有的生活方式，对新法充满了怀疑；贵族们担心新法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更是会极力反对。
为了打消百姓的疑虑，建立新法的公信力，商鞅导演了一场“徙木立信”的好戏。
商鞅在秦国都城咸阳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然后下令：“有能徙此木于北门者，予十金。”
百姓们围过来看热闹，却没有人敢动手。大家都觉得，这根木头很容易搬动，怎么可能给十金？这一定是官府的骗局。
商鞅见百姓无人响应，又下令：“有能徙此木于北门者，予五十金。”
就在百姓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一个胆大的百姓站了出来，说：“我来试试！”他扛起木头，从南门走到北门，放下木头。
商鞅立刻下令，赏赐他五十金，一分不少。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咸阳城，百姓们都说：“左庶长的命令，是绝对算数的！”
徙木立信的故事，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