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水铺的杏仁茶还没凉透，麻烦就来了。
《民国时期的爱情》在戛纳获奖的消息，传回香港的第三天。
李小龙的几位铁杆追随者，找上了门。
为首的叫陈志强，四十出头。
臂上纹着龙形刺青，是九龙武馆的教头。
“赵老板，”
陈志强把一份《东方日报》拍在桌上，“听说你在背后说小龙哥做事‘只有虎头、连尾巴都没有’？”
报纸上，正是赵鑫获奖后，受访时随口说的那句话。
陈志强逼前一步：“小龙哥打出的华人威风，你凭什么指手画脚？”
糖水铺里顿时安静下来。
陈伯擦碗的手停了，许鞍华、顾家辉、黄沾都抬起头。
赵鑫放下茶碗，碗底的黑糖块还没化完。
“陈师傅，你误会了。”
他声音平静，“我说李小龙先生‘只有虎头’，不是贬义。是说他的电影像猛虎出山，撕开了西方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这是虎头，惊天动地。”
“那‘没有尾巴’呢？”陈志强逼近一步。
“尾巴，是把故事讲完。”
赵鑫站起来，走到墙边那面，贴满《槟城空屋》史料照片的墙前。
“李小龙用拳头，告诉世界‘华人不是病夫’。但他没来得及讲，为什么华人，会被当成病夫？为什么海外华人，要拼了命地去证明自己，不是病夫？”
他指着一张照片：1935年槟城街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李小龙的电影里，华人最终打赢了洋人。但现实是，”
他又指向另一张照片，荷兰监工，微笑着鞭打华工。
“这样的鞭子，抽了华人一百年。打赢一两个洋人拳师，改变不了这个。”
陈志强愣住了。
他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
背上的鞭痕、工资单上45荷兰盾与300荷兰盾的差距、改名令颁布后，跪在祖宗牌位前的老人。
“小龙哥他知道这些吗？”
“他当然知道。”
赵鑫从铁盒里抽出一封信，“1971年，李小龙在洛杉矶，给槟城一位老侨领写信，问南洋华人真实的生活状态。老侨领寄回这份验伤报告，他父亲1910年，在橡胶园被鞭打至死的记录。李小龙回信说：‘这些故事该拍成电影。’”
信纸已经泛黄，李小龙的英文签名，凌厉如刀。
“但他没来得及。”
赵鑫把信递给陈志强，“1973年他去世时，《死亡游戏》还没拍完。他想讲的那个‘华人为何而战’的故事，永远停在构思阶段。”
陈志强看着信，手开始抖。
他学武三十年，以为拳脚，就能争回一个男人的尊严。
现在才知道，有些伤在皮肉之下，长在骨头缝里，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
“那赵老板你要接着讲？”
“不是接着讲，是重新讲。”
赵鑫走回桌边，摊开一叠厚厚的文件，“二十世纪的华人，怀着乡愁，一生都在寻找家园。我会用李小龙没来得及叙述的方式，不靠拳头，靠证据；不靠热血，靠档案；不靠一个人打赢，靠一群人记住。”
文件封面上写着：《故土之心》国际合拍项目提案。
三天后，会议室。
周慧芳把预算表，推到赵鑫面前。
手指点着那个数字：“一千五百万港币。赵总，就算拿了戛纳奖，这个数也够拍五部商业片了。而且题材这么敏感，香港本地票房都未必收得回来。”
“所以要走国际合拍。”
赵鑫翻开提案，“用戛纳的奖当敲门砖，拉欧洲制片方入局。风险分摊，影响力做大。”
“可欧洲人为什么投钱，拍南洋华人的历史？”
“因为这不仅是南洋华人的历史，”
赵鑫敲了敲提案第二页，“是全人类殖民历史的缩影。意大利人看过黑手党移民美国的血泪，法国人看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创伤，英国人，他们自己就是殖民者。这个题材，每个欧洲国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
许鞍华插话：“而且我们，有他们无法拒绝的东西，铁盒里的原始史料。在西方，这种一手历史证据，比剧本值钱。”
“所以你的计划是？”周慧芳问。
“分三步。”赵鑫在白板上写：
1.学术背书
联络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南洋大学历史系，组建史料验证委员会。
把所有文件做专业鉴定，出具认证报告。
电影不是“创作”，是“影像化的历史研究”。
2.电影节预售
用鑫时代在戛纳获奖的声望，直接联系威尼斯、柏林电影节选片人。
不卖成片，卖“项目概念”。
三份铁盒史料的影印件、三位幸存者的证言录像、十分钟样片。
预售电影节播放权。
3.导演绑定
首选朱塞佩·托纳多雷。
理由：他的《天堂电影院》讲的就是个人记忆与时代创伤。
而且意大利电影界正在反思殖民历史。
“如果托纳多雷不接呢？”顾家辉问。
“那就找贝托鲁奇+是枝裕和组合。”
赵鑫写下第二个名字，“贝托鲁奇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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