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四个演员，站在台上对着空气，咒骂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观众，必须理解导演意图？”
汉特克的德语口音很重，像砂纸打磨钢板。
“导演拍完电影，作品就是观众的了。他拍一只母羚羊舔幼崽的额头，我想到我母亲1968年冬天在慕尼黑，把最后一块面包塞进我手里。这不叫理解，叫共振。”
“共振不是标准。”里维特把眼镜戴回去。
“那你告诉我标准是什么？”
汉特克没有等对方回答，“戛纳的标准？奥斯卡的标准？还是你雅克·里维特一个人的标准？”
长桌另一端，英国评委德里克·马尔科姆翻开笔记本。
他是《卫报》首席影评人，入行二十二年，写过四千多篇影评。
英国电影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被马尔科姆骂过的片子，不必指望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
“汉特克先生，”
他放下笔，十指交叉，“您说的‘共振’，是所有电影都在追求的效果。但《家的生物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几乎完全排除了‘叙事’这个中介。”
他停顿。
“导演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一位母亲’。他只是呈现，舔舐、哺乳、刨冰、倒下。我们作为观众，自行完成了‘这是母亲’的翻译。”
他侧过头，视线越过长桌，落在那扇正对运河的窗户上。
一艘贡多拉正从桥洞穿过，船夫撑着长篙。
姿势与银幕上母羚羊，舔舐幼崽的弧度惊人相似。
“这种翻译能力，”
马尔科姆放慢语速，“是人类的本能。”
“导演不是在拍电影。他是在提醒我们：你拥有这种本能。”
长桌对面，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举起咖啡杯。
他1970年，以《陆军野战医院》这部电影，一战成名。
此后十年拍了十一部片子，每一部都在解构好莱坞类型片。
1975年《纳什维尔》拿下金棕榈，领奖时他说：“好莱坞是主题公园，我是那个往旋转木马里，塞定时炸弹的疯子。”
“我有个问题。”奥特曼把咖啡杯放下。
“那位中国导演，叫什么？”
“谢晋。”斯科拉没有抬头，继续画圈。
“谢晋。”奥特曼念了一遍，舌尖抵住上颚，发音很吃力。
“他怎么学会拍这种镜头的？”
没有人回答。
奥特曼自己想了想。
“算了。就算他站在这里告诉我，我也听不懂。”
他把咖啡杯又端起来，发现已经凉了。
一直沉默的日本评委开口了。
黒泽明。
他1980年，刚被授予威尼斯金狮终身成就奖，本届以特别评审身份列席。
从辩论开始，他就没有说过一个字。
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眼睛半阖。
“我可以说几句吗？”
他的英语很慢，每个音节都被切得很碎，像用钝刀切年糕。
里维特和汉特克，同时安静下来。
黒泽明没有看任何人。
他看着那扇窗户。
“昭和二十一年，我三十六岁。”
“那年冬天很冷。我母亲从乡下来看我，背着一袋新米。从山梨到东京，她走了两天。”
他停顿。
“我拍《德尔苏·乌扎拉》的时候，去西伯利亚勘景。当地向导带我们进原始森林，走了四天。第四天傍晚，向导指着一棵落叶松说：这是我父亲。”
他再次停顿。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是你父亲？”
“他说：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
黒泽明转向长桌。
“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不解释了。”
“谢晋导演，也没有办法向你解释，他怎么学会拍这种镜头。”
他顿了顿。
“因为他拍的不是技术。是他母亲的手。”
长桌沉默了半分钟。
斯科拉把笔记本合上。
“投票吧。”
十二位评委，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
反对票来自里维特。
他没有解释。
九月十三日，颁奖礼。
利多岛起了雾。
海面与天空的界限，被抹成一片均匀的灰白。
水计程车从码头驶向电影宫，穿过能见度不足五十米的浓雾，尾灯像两粒困在琥珀里的樱桃。
谢晋还是那件藏青色中山装。
徐大雯出门前替他扣好领扣，手指在他后颈停了停，没说话。
他站在酒店大堂等车时，黒泽明从电梯里走出来。
两个男人隔着三米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