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揣回中山装。

    “那就行。”

    露台的门又开了。

    这次不是意大利人，不是翻译，不是侍者。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穿着一件在威尼斯地摊买的薄毛衣。

    深灰色，领口有点起球。

    他站在门边，没立刻走过来。

    谢晋转身看着他。

    隔着五米距离，隔着八个小时时差。

    隔着1949到1981这三十二年，隔着金狮奖杯底座那道反光。

    赵鑫走过来。

    他没有祝贺，没有寒暄。

    他走到谢晋面前，站定。

    “谢导，”他说，“信收到了吗？”

    谢晋没回答。

    他把手伸进中山装内袋，摸出那封1979年12月20日写的、没有寄出的信。

    信封泛黄，边角磨毛。

    没贴邮票，没写地址。

    收信人一栏只有两个字。

    “阿母”。

    赵鑫看着那封信。

    “您不是让我存着吗？”

    谢晋把信放回内袋。

    “等土壤准备好了，你再替我存。”

    赵鑫没问等多久。

    他从毛衣内袋里掏出另一封信，白信封，没封口。

    “谢导，威尼斯之前，新加坡陈参赞来电话。”

    他把信封放在石栏上，搁在金狮旁边。

    “李光耀先生问，《家的生物学》愿不愿意去新加坡放。”

    谢晋没接，也没看。

    “放一场还是放一周？”

    “不是一场，不是一周。”

    赵鑫说，“是进国家博物馆的常设放映厅，和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片名不叫《家的生物学》，他们翻译为另一个名字《哺乳者的历程》。”

    成荫的烟，悬在半空。

    凌子风把空杯子握紧。

    谢晋看着石栏上那个白信封。

    “条件呢？”

    “条件是，”

    赵鑫顿了顿，“谢晋导演本人，每年要去新加坡做一次大师班，连续五年。机票食宿他们出，讲课费没有。”

    “为什么没有？”

    “李先生说，给您讲课费，是对母亲的不尊重。”

    谢晋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个白信封收进中山装内袋。

    “我今年六十三了。”

    “李先生六十一。”

    赵鑫说，“他说，他们这代人还活着，有些话得当面讲。等这代人走了，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谢晋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冬天，在北京电影学院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

    成荫把《家庙》的油印本，推到他面前。

    “老谢，这个本子你怎么看？”

    “我用眼睛看。”

    “敢拍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那时候不知道答案。

    现在他知道了。

    “八月二十号，”他说，“钱到上影厂的账。”

    “八月二十一号，我打电话给周师傅。”

    “周师傅？”

    “北京西单，修表店的。周永和。他父亲1942年死在槟城，牌位背面刻了十六个名字。”

    谢晋顿了顿。

    “我问他愿不愿意出镜。他说愿意。”

    “我又问他，您父亲叫什么？”

    “他说，周永泰。1942年死在槟城。没回来过。”

    “我再问他，您恨不恨？”

    周师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谢导演，我已年过半百，今年五十四岁。恨一个人恨三十九年，太累了。我现在只想让他知道，永宁镇还在。虽然我回不去，但镇子还在。”

    谢晋把资助函叠好。

    收回内袋。

    和金狮并排放着。

    “我想让那块牌位，被看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