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信挨着。

    “威叔，你说这算不算等人？”

    威叔没回答。

    他蹲下来，把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徐小凤的食盒，在石板上摆成一个品字形。

    “算。”他说，“等人不一定要等到。让人知道你在等，就行了。”

    上午九点，赵鑫办公室。

    电话响了。是陈启明从新加坡打来的。

    “赵先生，李光耀先生看过《槟城空屋》的拷贝。”

    赵鑫握着话筒，没说话。

    “他看完之后，在放映室坐了很久。随行人员不敢问，等了二十分钟，他站起来说：让那个赵鑫来见我。”

    “什么时候？”

    “十一月八号到十五号之间，具体时间等他秘书通知。”

    陈启明顿了顿，“另外，国家博物馆那边已经把《家的生物学》的放映厅准备好了。片名最后尊重你们的译名，修改为：应。”

    赵鑫没说话。

    “李先生说，这一个字就够了。不需要解释。”

    电话挂断后，赵鑫站在窗前。

    凤凰木的枝叶，在晨光里轻轻摇晃。

    那粒四点七毫米的花骨朵，藏在叶腋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威叔每天量，每天记。

    本子上已经画了七道横线，纸页划破了好几处。

    他忽然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

    海水灌进嘴里，又咸又涩。

    他以为自己会死。

    当时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六年后的今天，新加坡总理坐在放映室里，看完一部讲母亲，怎么教孩子拿筷子的电影。

    坐了二十分钟没说话。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挣到了饭。

    但他知道，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终于有人听见了。

    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那是谢晋昨天从上海寄来的信。

    很短，只有三行：

    “小赵：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我陪他去永宁镇走了一趟。镇子还在。那棵榕树还在。他蹲在树下哭了二十分钟，然后说：谢谢。”

    赵鑫把信折好，放回抽屉。

    和那封一九七九年的信放在一起。

    下午两点，清水湾二号棚。

    《故土之心》的筹备会，开了一半。

    长桌上摊着分镜稿、预算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复印件。

    许鞍华坐在主位，手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开放。包括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所有华族、印度族、马来族互助史料的原始档案。”

    她翻到第三页，用铅笔点了点。

    “李光耀先生一九六五年，独立演讲的录像带，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用三十秒。条件是：不能剪辑，不能配音，原声原画。”

    黄沾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他今天抽得凶，烟灰缸里已经躺了六个烟蒂。

    “三十秒够干什么？”

    “够让观众看见他哭。”许鞍华说。

    长桌安静了几秒。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

    他面前摊着五线谱本，上面画满了涂改的痕迹。

    最近他在为一组甘美兰乐器和华乐古筝的合奏头疼，两种音律体系怎么融合。

    试了十七版都不满意。

    “那段不用配乐。”

    许鞍华看着分镜稿上那个标注，“他哭的时候，什么声音都不要。就让观众听他的呼吸声。”

    谭咏麟坐在长桌末端，手里还捏着那张船票复印件。

    开会前，他把它从石板上收了回来，但一直没放回裤袋。

    他忽然开口。

    “许导，我想在电影里唱一首歌。”

    许鞍华抬头看他。

    “什么歌？”

    “还不知道。”

    谭咏麟把船票复印件翻过来，背面朝上，“这张船票的主人，说若能生还，当以歌报。他没生还。但他的歌，没人唱。”

    他把船票放在桌上，推向前。

    “我想替他唱。”

    长桌又安静了几秒。

    黄沾重新点了一支烟。

    顾家辉在五线谱本上，写了几个音符，又划掉。

    许鞍华看着那张船票复印件，看了很久。

    “歌你自己写？”

    “我想请郑国江老师填词。”

    谭咏麟说，“曲我自己谱。谱不好，辉哥帮我。”

    顾家辉点点头，没说话。

    许鞍华把红蓝铅笔放下。

    “那你就谱。谱好了拿来我听。”

    下午四点，录音棚。

    张国荣坐在调音台前，戴着耳机，反复听一段录音。